一九五七年的冬，比往年来得更早，也更凛冽。湘潭乡下那间四处漏风的土坯房里，寒气如同无孔不入的细针，穿透糊着旧报纸的窗棂，扎在人的骨头上。林婉茹躺在铺着薄薄稻草的板床上，身上盖着那床补丁摞补丁、几乎辨不出原本颜色的棉被，剧烈的咳嗽让她单薄的身躯蜷缩成一团，每一次喘息都带着破风箱般的嘶鸣，苍白的脸上泛着不祥的潮红。
“反动家属”的标签，像一道沉重的枷锁，不仅压在她的身上，更笼罩着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十六岁的谢继远和十三岁的谢晓霜。曾经那些亲切的邻里目光，如今大多变成了避之不及的闪烁与冷漠。丈夫谢文渊牺牲的消息，组织上曾以“因公殉职”的名义内部传达并给予了追认，但在某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渲染和这日益紧张的政治气候下，这“烈士”的身份也变得模糊而敏感起来，甚至成了某些人攻击她“立场不坚定”、“与台湾有说不清关系”的“罪证”。持续的批斗、无休止的审查、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内心深处对丈夫下落的无尽牵挂与悲痛，早已将这位曾经坚强干练的女军医、地下工作者，折磨得油尽灯枯。
“妈，喝点热水。”谢继远端着一个粗陶碗，小心翼翼地扶起母亲。少年早熟的脸上带着与年龄不符的沉静和忧虑，手指因常年干粗活而显得粗糙。妹妹谢晓霜则红着眼眶，用一块湿布轻轻擦拭着母亲额头的虚汗。
林婉茹勉强喝了一口，水温似乎稍微熨帖了肺腑间的灼痛。她看着眼前一双儿女，浑浊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不舍与难以释怀的牵挂。她颤抖着伸出手，从贴身的衣袋里，摸索出两样东西。
一样，是那本边缘已严重磨损、烫金字体也暗淡了许多的《宣言》。封面上，还隐约可见一点深褐色的、早已干涸的血迹——那是多年前战火纷飞中留下的印记。
另一样，是一张手工绘制、折叠得整整齐齐、但纸张已泛黄脆弱的台湾地图。地图上，在台北市区的某个位置，用极细的笔尖画了一个小小的、不规则的圆圈，旁边用蝇头小字标注着“槟榔树叶”。那是她根据丈夫生前偶尔透露的、与陈瑞生相关的零星信息，结合自己的推测，默默记下的可能联络点标记。这是她深藏心底、从未对任何人言说的执念，也是她对丈夫未竟事业的无声延续。
“继远，晓霜……”她的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但眼神却异常清明、坚定，“你们……要记住……你们的父亲……是顶天立地的……革命者……他是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牺牲的……你们的父亲……在那头……望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