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车间里，以那台五轴机床为背景。签字后，施罗德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王有才。
“这是克劳斯公司特别订制的。”他说，“打开看看。”
王有才打开盒子。里面是一副特制的耳罩，但不是普通的隔音耳罩——耳罩外侧有微型麦克风，内侧有骨传导耳机，侧面还有一个小屏幕，显示着声音的频谱分析图。
“这是我们和德国一家声学公司合作开发的‘工业听诊器’。”施罗德解释，“它能采集机床的声音，实时分析频谱，将您听到的‘层次感’，用图像显示出来。这样，您的经验就能更直观地传递给年轻人。”
王有才戴上试了试。机床运行时，他听到的声音和平时一样，但眼角的余光能看到小屏幕上的频谱图——三条不同颜色的光带，像三条河，平行流淌，偶尔交汇。
“这个好。”他点点头，“我能‘看’到我听到的东西了。”
当晚，谢继远给深圳打了长途。接电话的是谢望城，背景音里有计算机风扇的嗡鸣。
“爸，合同签了？”
“签了。望城，这次……多亏了你们在深圳那边的工作。”
“是咱们一起的工作。”谢望城的声音里透着疲惫，但很欣慰，“爸，我这边机场的填海工程也快收尾了。梁副市长说，等项目结束，想调我去市科委，专门负责重大项目的技术攻关。”
“你怎么想？”
“我想回北京。”谢望城顿了顿，“但梁副市长说，深圳需要既懂技术又懂管理、既有国内经验又有国际视野的人。他说……这是一个新战场。”
电话两头都沉默了。父子俩都知道这个选择意味着什么：留在深圳，意味着进入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决策层；回北京，意味着回到他熟悉的航空航天领域，继续做他热爱的科研。
“你自己决定。”谢继远最终说，“无论在哪里，都是在为国家做事。”
“嗯。”谢望城应了一声，“爸，等机场通航了，您一定要求看看。从武陵山到深圳，坐飞机只要两小时了。”
挂掉电话，谢继远走到窗前。夜幕下的武陵山，只有车间和宿舍的灯光星星点点。远处山脊线上，一弯新月刚刚升起，清冷的光照着沉睡的群山。
他想，这个世界真的变了。武陵山和深圳，直线距离一千二百公里，曾经是遥不可及的两个世界。但现在，通过电话，通过传真，通过航空快递，通过那些在两地之间流动的数据、图纸、样品、人才……这两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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