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茶杯，“革命党变成执政党，最容易犯两个错误：一是脱离群众，变成新的特权阶层。二是贪图享乐，忘记当初为什么革命。国民党就是前车之鉴。”
主任认真听着，没有打断。
“我说句实话，与翔兄别见怪。”李宇轩继续说，“共和现在得了天下，万众拥戴。但200年之后呢，这些都要未雨绸缪。”
“谢谢您的直言。”主任诚恳地说，“他常说，‘进京赶考’，不能学李自成。您的话，我会原原本本向中央汇报。”
他看了看表，已经谈了快两个小时。
“最后一个问题，”主任说，“如果请您参与经济工作，您愿意吗？”
李宇轩笑了：“与翔兄，我是战犯。”
“战犯可以改造，可以特赦。”主任站起身，“华夏现在百废待兴，需要各方面人才。李将军懂经济，懂军事，又熟悉旧政权的情况，正是我们需要的人。当然，这要看您的改造表现，也要等合适的时机。”
李宇轩也站起来：“我老了，精力不济。但若真有那么一天，我愿意尽绵薄之力。”
“好。”主任伸出手，“那就说定了。”
两人握手。主任的手温暖有力，李宇轩的手苍老但稳定。
送走主任，李宇轩站在窗前，看着轿车驶出功德林大门。天色更暗了，开始飘起细碎的雪粒。
刘广志走进来，收拾茶具：“景公，主任跟您聊什么了，这么久？”
“聊经济，聊治国。”李宇轩说，“也聊‘补天者’的命运。”
刘广志没听懂，但没多问。
那天晚上，李宇轩在日记里写道：
“1949年11月4日，阴，初雪。主任来访，谈经济形势。余直言新政之难，改革之痛。彼虚心听之，颇有明主之风。然补天者多无善终，张居正、吾之好友皆如是。今共和欲补华夏经济之天，其路漫漫，其险重重。愿其不忘初心，善始善终。”
写到这里，他停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