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巨大的行李。
有用麻绳捆扎得方方正正的纸箱，
有鼓鼓囊囊印着“南洋百货”字样的红白蓝胶袋。
还有塞得拉链都合不拢的旧旅行袋。
行李里面应该装着电视机、收音机、收录机、花花绿绿的布料、“力士”香皂、“555”电池，腊肠、饼干、奶粉……
这些在香港已属平常甚至廉价的东西。
但对于此时的内地是很好的赠礼。
另一类人是生意人。
他们提着精致的公文箱，衣着体面，步履匆匆，眉头微锁，边走边看腕上的手表，与同伴低声交谈，话语间夹杂着“汇率”、“配额”、“批文”……。
还有数量不多，但气质独特的海外华侨和外国人。
他们穿着休闲装和风衣，好奇地打量着周围，身边跟着穿制服和帮忙提行李的人。
巨大的列车时刻表在车站外墙上翻动着。
红色和黑色的数字不断变化。
高音喇叭里，女播音员用粤语和英语交替播报着车次和注意事项。
陈时的目光缓缓移动，将这些景象一一映入脑海。
他看到车站入口处排起的长龙，一直蜿蜒到广场边缘。
人们在军装警员和车站保安的维持下缓慢移动。
他看到角落里，几个眼神闪烁的男人靠在墙边，目光打量着那些携带沉重行李的“水客”。
那是“黄牛”或“扒手”的经典姿态。
他也看到车站工作人员推着小车，在人群中艰难穿行，叫卖着报纸、饮料和用油纸包着的三文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