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独你们，在座的各位，不能！”
“为啥？！”台下顿时炸了锅。
“对啊！我们也有自己的判断！”
“我觉得治大国如烹小鲜，火太猛了容易糊！”
“……”
张东健摇摇头，没直接回答，反而抛出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后来改开的胆气，就没有七七年底那份恢复高考的决心，
在座的大部分人，今天，有多大机会坐在这燕园的大饭厅里？”
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投入深潭，激起了无声的涟漪。
许多人陷入了沉思。
两者有没有关系？那关系大着呢！
随手指向靠前一位面相老成、看着得有三十出头的男同学：
“这位师哥，冒昧问一句，上大学前，您在哪高就？”
被点到的男同学一愣，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双指节粗大、布满老茧的手，
随即坦然地抬起头，声音洪亮：
“上大学前，我在陕北插队，是知青。在村里成了家，媳妇是当地姑娘，娃娃今年都六岁了。
要是没有高考，没有后来政策松动……
我大概，还在那片黄土地上，跟着日头一起升落，跟着庄稼一起枯荣。”
“那位同学，你也说说？”
“我……我是城西机械厂的二级工，钳工。”
“我也是知青，云南兵团的。”
“我高中毕业在家待了两年业，街道糊纸盒……”
张东健又接连问了几个人，情况大同小异。
高中停摆那些年，正儿八经按部就班念上来的，凤毛麟角。
如果说改开作为一个明确的信号始于一九七九年，
那么，改开的‘胆气’，早在七七年冬天，就已经躁动了。
如果，没有改变的决心，哪还会求贤若渴的心思？
开始高考，是改开的第一道哨声。
而他们，才是那最初决心结出的，最真切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