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授课之余，唐兰还着手编写多部教程。
尤其是，1934年，他以在各校授课的讲义为底本，同时编著了《古文字学导论》和《殷虚文字记》两部著作（也仅出版这两本）。
其中《古文字学导论》是现代中国文字学理论的开山之作。
在后世，已经是古文字专业的学生必研习之作。
1936年，唐兰应马衡之邀，任故宫博物院特约专门委员，对馆藏商周彝器展开研究，曾拟编《故宫青铜器图录》，因遭丧乱，其事中辍。
这就是，他跟北大与故宫缘分之始。
苏亦一边梳理着唐兰先生的生平以及学术成就，一边在翻看他的各种书籍。
想要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全部弄懂唐兰先生毕生学问，自然是不可能的。
好在，他的《古文字学导论》和《殷虚文字记》两本书，都是入门级的。
对于现阶段的苏亦来说，已经没有阅读门槛了。
梳理先生的生平以及学术成就之后，苏亦很明显就感觉出来。
30年代，确实是唐兰一生学术事业和声望达到顶峰的时期。
其中，两个标志性的事件见证了这个成就。
一个是在1934年3月郭沫若先生发表《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特意找唐兰先生写序；
另一个则是1934年11月北平来熏阁影印王国维生前在清华最后两年的讲义《古史新证》，整理此书的王氏助教赵万里出面请唐兰作序。
两位近代中国古史、古文字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的著作连番请唐兰作序，显示了其学术成就在学术界地位之崇高。
33岁，就达到学术生涯的巅峰。
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后面40多年，唐兰先生在学界的影响力有多大了。
30年代，是唐兰学术生涯中较为辉煌的时期，发表或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
除了以上提及的著作，还有大量考释文章。
这部分，就有点阅读难度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唐兰于1939年，在西南联大执教，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这一时期，他的论著不多，但仍有宏论问世。
民国狂徒刘文典曾经说过，“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
甚至，还说沈从文算个屁。
仅凭这点，就知道唐兰先生的学问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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