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更平滑流畅。
他们怀着对“古代智慧”的虔诚敬畏，以及将异域知识融入新兴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体系的使命感，进行着这项浩大的工程。他们尽可能忠实，但“忠实”的标准受到文本残缺、语言隔阂、自身知识背景和时代需求的深刻影响。
一些在辗转抄写中早已丢失的篇章，他们无从补全。但为了呈现一个“完整”的亚里士多德体系，后世的一些编纂者，可能会参考其他希腊哲学家的观点，或依据伊斯兰哲学发展的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与再创作。不同译本、注本之间也存在差异和竞争。
这些经过多层翻译、注释、汇纂的阿拉伯语亚里士多德著作，将在几个世纪后，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学术成果西传，被翻译成拉丁文，进入欧洲的修道院和大学。在那里，它们将再次经历被抄写、诠释、与基督教神学调和的过程。
每一次转译，都是一次文化的过滤和重塑；每一次誊抄，都可能引入无意识的误差或有意的润色；每一次为了教学和辩论的需要而进行的体系化编纂，都可能让文本离最初的、零散的、可能充满矛盾的口头讲授或笔记原貌更远。
最终，一个庞大、系统、逻辑严密的“亚里士多德体系”在纸莎草、羊皮纸和学者们的头脑中逐渐成形，并被后世奉为古典理性的巅峰。而最初那些在雅典吕克昂学园中，可能随性而发、充满争辩、甚至未曾被本人亲自完整书写的思想片段，其原始的音容，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的重重帘幕之后。
巴格达的学者们不会知道，他们精心翻译、补充、注释的这些文本，在千年后会被视为一个叫“亚里士多德”的超级天才一蹴而就的完整作品，并引发一场关于“三百万字与羊皮纸”的跨洋辩论。他们只是在做自己时代认为最重要的工作：保存知识，融合智慧，照亮文明。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保存和传播的过程本身，就在不断地改写和重塑被保存的对象。当后世将层累的文本视为天然的源头时，关于源头的真相，便成了需要穿透无数时光镜片才能窥见的模糊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