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可能做好记录吧。另外，伯希和从敦煌寄回的那些写本，编目进展要加快。斯坦因在英国已经发表了不少东西，我们不能落后。敦煌学，将会是一门显学。” 他将话题转向了纯粹的学术竞争。
佩利奥点点头，内心燃起斗志。在吉美博物馆的库房和研究室里，来自东方的瑰宝被小心保管、精心研究，催生着西方的汉学、艺术史和宗教学知识生产。学者们沉浸在发现的喜悦和学术竞争的激情中，而文物流失背后的民族伤痛与原属国的文化权利，则被淹没在“学术至上”和“文明使命”的话语之下，成了历史背景中一抹模糊而遥远的阴影。
一个多世纪后，当协议的签署仪式在修复中心举行时，那些曾在此工作、争论、研究的学者们早已化作尘土。但他们当年经手、登记、研究过的器物，将跨越时空，踏上归途。历史似乎完成了一个曲折的循环，只是主导循环方向的力量，已然彻底改变。沙畹当年那未竟的、关于来源记录的提醒，在今日成为了法律和道义追索的关键依据；而佩利奥那“抢救保护”的自信，则在新时代的文明自觉与国际关系重构中，显露出其历史局限性与需要被修正的侧面。
巴黎的曙光，既照亮了文物归家的路，也照亮了这段复杂历史中，需要被不断反思和超越的认知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