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静静地听着，脸上闪过一丝细微的震动。他或许从未从一个中国学者口中，如此清晰、如此平静却又如此沉重地听到这番关于“记忆归属”与“解释权”的表述。他习惯的学术世界，是围绕文献本身展开的考据、比对、理论建构，而此刻，他面对的是一个文明对自身记忆载体深沉的情感与权利主张。
良久，伯希和轻轻叹了口气，拍了拍向达的肩膀，没有直接回应，只是说：“继续您的工作吧，向先生。这里永远向认真的学者开放。”然后，他转身缓缓离去，背影在阅览室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落寞。
向达重新坐下，看着伯希和离开的方向，又低头凝视着未抄完的题记。他知道，刚才那番话，或许改变不了什么。伯希和不会因此归还文献，西方的学术范式也不会立刻扭转。但他感到一种释然。他代表了一个古老文明，在这个文明的瑰宝被陈列、被研究的异国殿堂里，发出了属于文明本体的声音——不是愤怒的控诉，而是基于学理和情感的、清晰的自我陈述。
这种声音，在当时微弱如萤火，被淹没在西方汉学繁荣的****中。但它是一种存在，一种标记。它像一颗深埋的种子，等待着未来的阳光与雨水。几十年后，当“文明算法”试图从系统层面解构西方中心的知识生产模式，当“文物基因图谱”用技术手段剥离历史包装、直指掠夺原罪时，其精神内核，或许正与当年在这寒冷阅览室里，一位中国学者面对西方学术泰斗时，那份平静而坚定的自我言说，一脉相承。
文明的权杖，曾经几乎完全掌握在诠释者手中。但文明的记忆主体，从未停止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终将找到属于自己的、重新掌握解释权的方式。从向达的毛笔尖，到“文明算法”的数据流，这条道路漫长而曲折，却方向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