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条约与中国对协约国的贡献，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他的演讲赢得了不少与会代表的私下同情，但最终，在列强出于各自利益的权衡与妥协下，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条款，还是被写入了几近定稿的《凡尔赛和约》。
此刻，顾维钧面对的，是另一场看似不那么紧迫、却同样关乎国家尊严与文化主权的“小”谈判。谈判对手是法国教育部和卢浮宫的代表，议题是：庚子之变后，流散至法国部分机构与私人手中的中国文物，尤其是清宫旧藏与敦煌遗书的归属与归还可能。
法方代表是一位彬彬有礼但眼神精明的文化官员，他摊开双手，表示为难：“维钧先生，我们非常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但您必须理解，这些物品流入法国的情况十分复杂。有些是当时的军方或个人行为，有些是通过市场交易，有些是作为‘学术研究材料’被合法携带。许多已经收藏在我国的博物馆或图书馆，成为了公众教育和学术研究的宝贵资源。根据我国法律和国际惯例，对于已经成为国家收藏的文物，其所有权是明确的。而且，”他加重了语气，“这些文物在法国得到了最好的保护和研究，避免了它们在贵国可能遭遇的战乱或忽视。文化的成果，理应为全人类共享。”
顾维钧身着黑色西装，坐姿笔挺，脸上保持着外交官应有的冷静。他听完了法方的陈述，缓缓开口，声音清晰而坚定：“先生，我认同文化应为人类共享。但共享的前提，是尊重物品原属国的文化主权与民族情感。您提到的‘复杂情况’，其根源在于1900年贵国军队参与了对中国首都的武装入侵和公开劫掠。这是历史事实，任何后来的法律包装或学术话语都无法改变其掠夺性质。”
他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清单和部分照片复印件，推到对方面前：“这份清单，是根据我方目前掌握的证据整理的，仅涉及有明确记录可证明系从清宫、颐和园及部分王府、寺庙中被法军直接夺取的文物。它们不是‘市场交易’的产物，而是战争的战利品。至于敦煌遗书，”他顿了一下，语气沉痛，“那是贵国学者伯希和先生，利用我国地方官员的无知与道士王圆箓的贫困，以极不对等的代价获取的。这种行为，即使在当时的国际法背景下，其道德瑕疵也显而易见。”
法方代表脸色微变，试图辩解：“伯希和博士是杰出的学者，他的工作拯救了那些濒临毁灭的文献……”
“拯救？”顾维钧打断了他，目光如炬，“将一位母亲的婴儿强行抱走，给予他优渥的生活和教育，然后告诉这位母亲，这是为了孩子好，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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