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我们必须明确：这些文物，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它们回家，是天经地义。我们希望，这是合作的开始，而不是一锤子买卖。未来，如果有更多类似的……‘渴望回家’的文物信息，还请先生务必优先考虑我们。”
梭尔弹了弹烟灰，没有立刻回答。他精于算计，看得出眼前这位中国学者眼中的热切与背后的国家意志。他也清楚，随着东方那个古老国家的重新崛起，其文化影响力与追索决心必将日益增强。长期来看，与这样的力量建立良好关系，或许比单次交易获利更为重要。
“徐先生的诚意，我感受到了。”梭尔缓缓道，“价格，我们可以参照市场行情，适当考虑……友情的成分。至于未来，”他笑了笑，“我相信，一个尊重自身历史、并且有决心守护历史的国家，总会吸引那些散落的记忆，以某种方式归来。我愿意成为……这座桥梁上的一块砖。”
交易在反复磋商后达成。价格不菲，几乎耗尽了当时国家为此项工作拨付的相当一部分机动经费。但当那幅《墨竹图》和赵孟頫信札被小心包裹，即将通过秘密渠道运往北京时，徐悲鸿抚摸着木匣，眼眶发热。他知道，这不仅仅是买回两件古物。这是新中国在满目疮痍、外有封锁内有困顿的艰难时期，向世界发出的一个清晰信号：无论多难，中国都要开始系统性地找回自己被夺走的文明记忆。
这个过程，将充满类似的密室谈判、艰苦的讨价还价、对来源真伪与合法性的甄别博弈，以及面对某些西方人士“你们买得起吗？”、“放在我们这里更安全”的傲慢或“善意”时，必须保持的尊严与智慧。
每一件如此归来的文物，都像那岩芯中的异常密码，承载着一段被掠夺、被贩卖、被重新估价的曲折历史，也铭刻着一代人在艰难岁月中，为文明续脉所付出的心血与执念。
从徐悲鸿在香港书房里的谨慎交易，到“探源一队”在荒漠中对超常遗迹的武装科考，时间跨越近百年，手段从隐秘的市场回购升级为综合国力支撑下的主动勘探与威慑防护。不变的是那份让文明“神器”归宗、让断裂的记忆重续的初心。变化的，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能力、方式与面对的全新挑战——从追索有形的器物，到探索可能颠覆认知的无形奥秘。
历史的密码，写在褪色的宣纸和冰冷的岩芯里，等待着一代又一代的破译者。而破译的过程本身，就是文明重光、血脉重连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