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11月，东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旁一家不起眼的咖啡馆。
窗帘后的包厢里，九黎对外联络部欧洲司司长李征宇，正与三位东德客人进行着可能改变历史的会谈。
“根据我们的分析，”李征宇将一份德文报告推过桌面，“两德统一在未来三年内发生的概率超过70%。”
“不是是否统一的问题，是何时，以何种形式统一的问题。”
对面的三人身份各异：
卡尔·穆勒，东德国营精密仪器联合体总经理。
他是一名统一担忧派，害怕西方资本吞并自己的企业。
汉娜·施密特，东德科学院生物研究所所长。
她是理想失落派：担心统一后科研经费转向短期盈利项目。
弗兰克·瓦格纳，东德文化部电影局局长。
他是身份焦虑派：忧虑东德文化在统一后被边缘化。
“统一对你们意味着什么？”李征宇逐一分析：
“穆勒先生，您的企业会被西门子或博世收购，您可能提前退休。”
“施密特博士，您研究了二十年的古植物基因库项目会被砍掉，因为没有商业价值。”
“瓦格纳先生，东德电影会被贴上宣传品标签，在电影史中消失。”
三人沉默。
这些话刺痛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
“但我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李征宇展开方案。
“东德遗产保全计划”
计划核心：在统一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提前转移东德最有价值的资产：人才，技术，文化成果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整个计划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学者庇护计划”。
目标人群：东德各领域顶尖专家。
转移方式：他们以“学术交流”“合作研究”名义前往九黎。
待遇承诺：九黎承诺保留原职称和研究方向，实验室经费不低于东德时期，研究档案，实验数据可全部带走，家属随行，子女教育保障。
第二部分：“设备更新计划”。
针对：东德特有的精密制造，光学仪器，化工技术。
操作：以“设备淘汰”“技术转让”名义，将核心设备运往九黎。
第三条：“文献抢救计划”。
重点：将东德七十年积累的社会档案，统计数据，政策实验记录打包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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