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排不上。”副营长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在他脑海里晃动，“区合作社门口排了四百多人，面包车开过来的时候，连车门都没拉开，伏特加和黑麦粉就被抢空了……莫斯科印的这批新券，店里根本不收，他们只要美元，或者西德马克。”
莫罗佐夫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冰冷的空气刺得肺叶一阵生疼。
部队已经整整三个月没有发全军饷了。
九月政变失败后，莫斯科的红星彻底失了颜色。
最高苏维埃、国防部、各加盟共和国联络处……上面的电报一天能换三个调子。
今天命令他们“原地待命严守战备”，明天又发来指示要求“压缩编制准备退役”，到了后天，负责物资调拨的总后勤部干脆换了一个从未听过的清算委员会公章。
谁都在下命令，却谁都管不了他们这支被扔在风雪里的队伍。
“咳咳……咳……”
隔壁那堵薄薄的预制板墙外，传来一阵微弱而剧烈的儿童呛咳声。
莫罗佐夫听着隔壁传来的咳嗽声，搭在桌面上的手慢慢收紧。
那是他六岁的儿子安德烈。孩子从立陶宛撤出来的路上受了风寒，高烧断断续续拖了半个月，最后转成了支气管炎。
随军医官手里除了两板过期的阿司匹林，连一瓶儿童退烧糖浆都拿不出来。
昨天夜里，妻子伊莲娜坐在行军床边，用那件已经洗得褪色的旧军毯裹着滚烫的孩子，眼泪无声地往下掉。
她没有抱怨莫罗佐夫，但那种压抑到极致的绝望，比指责更像一把钝刀子，一下一下刮着他的胸口。
他是少校，是胸前挂着红旗勋章的少校，是在阿富汗潘杰希尔峡谷带过侦察连的特种作战军官。
在战场上，他能带着弟兄们顶着冷枪和迫击炮往前冲，但在这个冻结的冬天，他甚至弄不来一盒阿莫西林，弄不来五升可以让屋子暖和几个钟头的取暖柴油。
“少校同志。”
门口突然传来一声短促的叩击声。
莫罗佐夫收敛心神，睁开眼：“进来。”
值班哨兵推开门，神色有些古怪，侧身让开通道：“有位客人找您。他拿的是列宁格勒卫戍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还有……这个。”
哨兵把一张折起来的公文纸递了过来。
纸页上盖着列宁格勒友协的一枚蓝色旧公章，下面附着一行潦草的俄文亲笔手迹，落款是一个莫罗佐夫依稀有印象的旧名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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