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他点开一篇看起来相对严谨的心理学论文摘要，里面提到了“情感调节功能障碍”、“依恋损伤”、“关系中的信任修复”等术语。每一个术语背后，似乎都对应着复杂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远非一两条法律原则可以概括。
他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鸣。他突然感到一种深切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不同于面对一个疑难法律问题时的挑战欲，而是一种根本性的、认知框架上的无能。他的武器库在这里完全失效。
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内部通讯软件的消息，另一个合议庭的法官催问一份证据审查意见的进展。他回复“马上”，强迫自己将注意力拉回眼前的司法解释草案。
然而，那句“爱你的漏洞”已经像一枚生锈的钉子，楔进了他原本严丝合缝的思维壁垒里。他发现自己开始在工作中不自觉地“分神”。
审阅一份关于离婚财产分割的上诉材料时，看到双方律师围绕一套房产是“婚前个人财产”还是“婚后共同财产”激烈辩论，举证、质证、引用判例，攻防精彩。但他脑子里却冒出一个不合时宜的念头：这栋房子分割得再清楚，能分割掉那些曾经在这屋檐下发生过的、如今却变成怨怼的温情吗？能填补导致婚姻破裂的、那个最初的“爱你的漏洞”吗？
研究一个关于网络名誉侵权的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时，讨论如何界定“捏造事实”与“片面陈述”的界限，如何平衡言论自由与人格权保护。他却想到，如果伤害是由最亲近的人、用最真实的事实（或许只是片面的事实）造成的，法律又能提供怎样的“解释”和救济？那种信任被最了解你弱点的人击碎而留下的“漏洞”，恐怕比任何网络谣言都更深刻，也更无法通过诉讼来“修复”。
他甚至开始重新审视自己草拟的那些司法解释语言。那些力求精准、周延、逻辑自洽的文字，在“爱你的漏洞”这个命题面前，显得多么苍白、多么浮于表面。它们可以界定行为，分配利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不公，但它们触及不到人心深处那片因为信任崩塌而留下的、荒芜的、冰冷的废墟。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他加班后离开法院，在附近一家常去的便利店买三明治当晚餐。排队结账时，透过玻璃窗，他看到街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里，沈佳琪独自坐在靠窗的位置。她面前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的光映在她脸上，明灭不定。她没有在工作，只是看着屏幕，手指无意识地在触摸板上滑动，眼神是放空的，那种熟悉的、如同雪原般的空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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