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把信折好，放进抽屉。抽屉里已经有很多类似的信，从九年前战争开始积累。她开始理解母亲卡特琳娜晚年常说的话：战争最大的罪恶不是杀死士兵，是让活着的人习惯了死亡。
在阿姆斯特丹，年轻的威廉——小威廉的孙子，二十岁，正在交易所实习——目睹了一场微妙的金融起义。
拉米伊战役胜利后，荷兰各省议会决定发行新的“胜利国债”，用于“继续战争直到最终胜利”。但这次，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们不买账了。
“利率多少？”一位白发银行家问财政部代表。
“年息百分之五，二十年期。”
“担保？”
“各省的联合信用，以及未来税收。”
“未来哪个税？消费税已经提到穷人在喝清水代替啤酒，财产税已经让商人想把资金转到汉堡。”
“这是爱国债券……”代表试图说服。
“爱国是情感，债券是数学，”银行家打断，“数学说：荷兰的债务已经达到国民财富的百分之两百。数学还说：战争看起来还要打很多年。数学最后说：百分之五的利息不足以补偿风险。”
谈判持续了三天。最终，银行家们同意承销债券，但条件苛刻：利率提高到百分之六，期限缩短到十年，并且要抵押具体的税收来源——不是模糊的“未来税收”，而是明确的“阿姆斯特丹港关税的百分之三十”。
更关键的是，他们要求成立独立的“债务管理委员会”，由银行家和议员共同组成，监督资金使用。
“这是在接管国家财政，”一位老议员在议会抗议。
“不，”银行家代表冷静地回答，“这是在防止国家破产。如果破产了，谁还关心主权？”
年轻的威廉把这场谈判记录在实习日记里。晚饭时，他对祖父小威廉说：“今天感觉……很奇怪。商人们在告诉政府该怎么做。就像账房先生告诉船长怎么开船。”
小威廉慢慢切着盘里的鳕鱼——医生建议的清淡饮食：“孩子，荷兰从来就是这样。只是以前更隐蔽。你曾祖父老威廉参与创建VOC时，就是商人在告诉国家怎么殖民亚洲。现在只是更公开了。”
“但这不是……不民主吗？”
“民主？”小威廉笑了，笑容里有深深的疲惫，“荷兰的民主从来是富人的俱乐部。区别只是以前他们假装不是，现在懒得假装了。”
拉米伊战役的详细战报逐渐传来，画面比官方捷报更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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