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下，重新拿起文件，不再看我。
“出去吧。”
我转身，脚步有些虚浮地离开了书房。门在身后轻轻合上，隔绝了里面那个掌控一切的男人。
走廊里灯光昏暗，我靠在冰凉的墙壁上，缓缓滑坐下去，抱住膝盖。
手掌心，那张竞拍确认书被我捏得皱成一团，边缘锋利，硌得生疼。
瑞士。
疗养院。
我闭上眼，仿佛已经闻到了那里消毒水混合着陈年旧事的气息。
这双手，终究是要脏了。
就从这里开始。
三天后，我带着安娜和两名沉默得像岩石的保镖，踏上了前往瑞士的旅程。陆沉舟没来送行，只在登机前发来一条简短的讯息：“看仔细。”
三个字，重如千钧。
飞机在苏黎世降落，扑面而来的空气清冷洁净，带着阿尔卑斯山麓特有的凛冽。基金会对接的人早已等候，是位笑容得体、名叫汉斯的瑞士中年男人，全程高效而礼貌地将我们一行人安排进预约好的行程。
第一站就是那家疗养中心。它坐落在苏黎世湖附近一片幽静的森林边缘，主体建筑是几栋低调的灰白色楼房，造型简约现代，巨大的玻璃幕墙映着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雪山峰顶，环境美得不像话，更像顶级度假酒店而非医疗机构。
汉斯热情地介绍着中心的理念、设施、顶尖的医疗团队和昂贵的收费。我脸上挂着礼貌的微笑，目光却像探照灯一样，细细扫过每一处角落，试图从光洁如新的地板、崭新锃亮的仪器、穿着统一制服笑容可掬的医护人员身上，找出哪怕一丝二十四年前的痕迹。
当然，徒劳无功。二十四年，足以让任何痕迹消失殆尽。这里的一切都彰显着“现在”和“未来”，与“过去”彻底割裂。
参观实验室的过程更是如此。穿着无菌服，隔着玻璃看着里面精密的仪器和忙碌的研究人员，听着负责人用略带口音的英语介绍着前沿的基因编辑技术和干细胞疗法，高大上得如同科幻电影。我像个真正的土包子，除了点头和发出惊叹声，什么有用的信息也抓不到。
同行的还有另外两位竞拍成功者，一位是热衷慈善的德国工业家遗孀，另一位是来自中东、对健康极度焦虑的年轻王子。他们对看到的一切都兴趣盎然，问题不断。相比之下，我这个“艺术基金会顾问”显得格外沉默寡言。
安娜一直跟在我身侧半步远，尽职尽责地扮演着助手和翻译的角色，偶尔低声问我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