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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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林晚秋的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
早上六点起床，准备早餐，送小雨去幼儿园。回到家，开始做陈建国列出的家务清单——那些永远做不完的家务。中午简单吃点，下午继续。三点半，接小雨放学，直接去钢琴教室陪练。回到家，监督孩子练琴一小时，然后做晚饭。晚饭后，收拾厨房，给小雨洗澡，哄她睡觉。等所有人都睡了，她才能有自己的时间——如果还有精力的话。
在这样的日程里，刺绣成了奢望。绣架藏在床底最深处，不敢拿出来。香包材料放在母亲那里，她已经两周没去取了。旧手机二十四小时开机，但除了母亲和赵梅偶尔发来的问候，几乎没用过。
但她没有放弃。在监督小雨练琴的时候，在等水开的间隙，在深夜所有人都睡熟之后，她会用最原始的方式记录：脑海里反复回忆陈建国说过的话，然后在心里默背，等到有机会，就写在那个藏在棉被夹层里的日记本上。
“10月28日，他说：‘在这个家里，只有我有权利。你，还有小雨，都是我的责任，我的附属品。’”
“11月3日，他撕了我的绣品。我说那是我花了半个月的心血，他说：‘心血？你有时间花心血在这些没用的东西上，不如多想想怎么照顾好这个家。’”
“11月7日，他辞掉了我的工作。我去超市想拿回个人物品，周姐偷偷告诉我，陈建国给经理打了电话，说我精神有问题，需要在家休养。”
这条是林晚秋最震惊的。她一直以为陈建国只是以“家里有事”为由帮她辞职，没想到他竟然编造了这样的理由。精神有问题——多完美的借口，既能解释她为什么突然不上班，又能为她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异常”行为埋下伏笔。
够狠，也够聪明。
林晚秋把这些都记下来，每一个日期，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她知道，这些零碎的证据可能不够有力，但至少，它们证明了一件事：这不是偶然的家暴，这是系统的控制。
十一月中旬的一天，陈建国又要出差。这次是去北京，五天。
临走前，他把林晚秋叫到书房，递给她一张信用卡副卡：“这段时间我不在，家里需要什么就用这张卡。密码是小雨的生日。”
林晚秋接过那张薄薄的塑料卡片，感觉它像块烧红的铁。这是施舍，也是枷锁——陈建国可以通过账单，监控她的每一笔消费。
“还有，”陈建国从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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