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义伸手按住。
“他们练了六年了。刀法、拳法、步法，都练了。可练是一回事，打是另一回事。昨天夜里那一仗，他们打了。打得不错。可那只是几个人。下次来的，不会只有几个人。”
林义站起来，站在他身边。两个人并肩站着，望着闽江口的方向。江面上有渔船，帆是白的，在晨光里亮晶晶的。
“大人，我在北京六年，除了站着，除了等着，除了被门房赶来赶去，我们还做了一件事。”
向德宏看着他。“什么事？”
“我联系了在上海、天津、泉州的琉球人。”林义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说一个秘密。“跟他们说，福州有一间琉球会馆，有一盏灯还亮着。有人愿意来，有人犹豫。可至少知道，还有人记得琉球。”
向德宏的手紧了一下。“你怎么联系上的？你在北京，他们在上海、天津、泉州。你们隔着几百里地，你怎么找到他们的？”
林义转过身，走回桌前，坐下。他端起那杯凉茶，喝了一口，放下。
“说来话长。我在北京的第二年，有一天在总理衙门门口站着，遇见一个人。那人穿着长衫，戴着眼镜，像个教书先生。他站在我旁边，问我——你是琉球人？我说是。他说他也是。我问他叫什么，他说叫阮其泰。他是在上海做生意的，来北京办事，路过总理衙门，看见我站在那里，就过来了。他说他在上海见过几个琉球人，有的做茶叶生意，有的在码头扛包，有的在教会学校教书。他们都不知道福州还有人在做这些事，以为琉球人只剩下他们几个了。”
林义停了一下，又喝了一口茶。茶已经凉透了，喝下去凉得胃疼。
“阮其泰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一个地址。上海法租界，一个茶行的地址。他说，你要是有什么事，写信给我。我写了。第一封信，写了半个月，不知道怎么开头。后来写成了，寄出去，等了两个月，没有回音。我以为地址错了，又写一封。又等了两个月，回信来了。阮其泰说，他回了琉球一趟，刚回来。他说，琉球还在，日本人还在，可琉球人的日子不在了。”
向德宏的手指在桌上轻轻叩着。“然后呢？”
“然后我就开始写信。写给阮其泰，写给他在上海认识的那些琉球人，写给泉州、天津、广州。一封一封地写，像当年在北京写请愿书一样。写了撕，撕了写，写到手指僵硬，写到墨用完了又磨。我告诉他们——福州有一间柔远驿，改名了叫琉球会馆。向大人在那里，灯在那里。你们来，不来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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