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长的通报发了，程兆丰的合同也发了。红山的弃子声明也发了，剩下的就是等。等红山集团自己把自己的谎言一层一层揭穿。他答应过他父亲，让真相见报。今天这份号外出印刷厂的时候，就是他父亲等了二十年的那一天。
两个人穿过旧街场，往报社方向走。晨光从老墙之间漏下来，照在青石板上。街角的茶餐厅已经开了，卷帘门全部拉上去，老板正在门口摆最后一张塑料椅。他看见阿耀走过来，直起腰，说你那个朋友刚才来过——那个穿旧工装的老头，左袖口烧焦了一小片。他买了两个蛋挞，没要冻柠茶，说要去码头。
阿耀停了一下。老周头去码头了。他没有回摊位，没有修收音机，没有等阿耀回来。他买了两个蛋挞，去了码头。码头在澜州港最南边，挨着近海航道。他父亲以前也经常去码头，不是去办事，就是去坐着。坐在码头的缆柱上，看着近海的货轮进出港口，把蛋挞掰成两半，酥皮掉在膝盖上。他见过父亲在码头上坐过很多次，那时候阿耀还小，坐在旁边的缆柱上，腿够不着地，晃着脚看货轮缓缓靠港。父亲不说话，只是看着海面，偶尔掰一块蛋挞塞进嘴里。他不知道父亲在想什么，后来才知道——父亲在等老周头的信号。如果老周头来了码头，说明医院那边一切正常，第三区的入口还没被人发现。如果老周头没来，那就是出事了。这个约定没有写在笔记本里，也没有刻在任何地方，只有两个人自己知道。
沈若琪问他要不要先去码头。阿耀想了想，说先不去。老周头去码头不是为了见他，是为了告诉他父亲。门已经开了，阿耀已经拿到了门里的东西，他守了二十年的事做完了。他坐在码头上，会把蛋挞掰成两半，把其中一半搁在旁边的缆柱上——那是给他父亲留的。他知道他父亲不会来吃了，但每次去码头他都会多买一个蛋挞，搁在旁边，看着它慢慢凉掉。然后自己把剩下那半个吃完，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酥皮渣，继续去摆摊。阿耀见过他这样做。有一次周六早上他提前到了跳蚤市场，看见老周头坐在榕树下吃蛋挞，旁边搁着半个没动的。他问老周头为什么不吃，老周头说那是给别人留的。
报社的号外在旧街场的报摊上已经开始卖了。卖报的老头把一叠报纸压在塑料布上，用一块石头压住角，防止被海风吹走。号外的头版只有一行大标题——“红山伪造两家私章，吴程联手撕开幕布。”下面并列印着两份合同复印件的鉴定报告，吴家的方章和红山伪造的椭圆章并排放在一起，旁边附了鉴定专家的签名和钢印。版面右下角还有一行更小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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