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就来找他；如果出了岔子，我就不来。”老周头把左轮从腰间拔出来，搁在膝盖上，手指在枪柄上轻轻摩挲了一下。“他走之后，我每周六下午都来这里，坐同一个位置。他以前问我怎么知道他在码头，我说我没找他，我在等船。他不信，但他从来不追问。你们顾家的男人都不爱追问。该问的不问，该说的不说，什么事都自己扛。”
阿耀看着那个凉透的蛋挞。他父亲离开澜州港之前，每周六下午都来码头。上午在茶餐厅吃蛋挞，下午在码头等老周头的消息，晚上回家教阿耀玩那个手指游戏。他以为父亲是在陪他玩，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在教他开锁。他以为父亲是在看船，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在等第三区的入口有没有被人发现。他以为父亲只是话少，后来他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说。
“今天不用等了。”阿耀说。
“知道。”老周头把左轮重新别回腰间，站起来。膝盖咔嗒响了一声，和他在配电室坐上那把折叠椅时的声音一模一样。他把那个凉透的蛋挞从缆柱上拿起来，端详了片刻，阳光透过蛋挞酥皮的裂缝照在他掌心里，然后他把蛋挞放回原位——还是搁在旁边那根缆柱上，和他父亲以前坐的位置一模一样。他拍了拍膝盖上的酥皮渣和铁锈末，说明天周六，跳蚤市场还要摆摊。收音机修好了没有。
阿耀说修好了，蔡老板换了一根新天线，电源灯亮了。老周头点点头，说蔡老板以前也是码头工人，后来手受了伤，改行修电器，铺子里那些旧钟表全是以前码头工人送给他的。每个人的表都不准，因为码头工人的表从来不需要准——货轮什么时候到港，他们就什么时候开工，时间不是用来看的，是用来等的。他父亲那块旧怀表也是蔡老板帮忙修的，表盘发黄了，指针还走得很稳，秒针一格一格地跳。
老周头从工装口袋里掏出那块旧怀表，打开表盖看了一眼时间。表盘上有一道细微的裂纹，从中心轴延伸到三点钟位置，像是摔过一次。表盖内侧贴着一张剪得很小的照片，是老周头年轻时在跳蚤市场拍的，照片上他蹲在摊位前面，背后是那棵榕树和华侨总医院的灰色大楼。阿耀认得这张照片——他父亲笔记本里也夹着一张同样的，两张照片是同一天拍的。老周头把表盖合上，放回口袋，说码头的风大，蛋挞凉得快。然后他转身往港区出口走去，背影在午后阳光下拖得很长。收音机里爵士乐换了一首，从小号变成了钢琴。
阿耀看着老周头走远，走到缆柱旁边，坐下来。他父亲以前坐的那根缆柱，铁锈在太阳底下晒得发烫，隔着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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