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没了玻璃，只剩空窗框对着近海。海风从窗口灌进来，在圆形墙壁之间来回碰撞，带着浪沫砸在峭壁上的闷响。瞭望台里面只有一张铁架床、一张折叠桌和一把断了一条腿的木椅，墙角堆着几个空罐头和一只生锈的水壶，铁架床上的被褥早就烂成了碎絮。
沈若琪蹲在折叠桌旁边，手电筒照着桌面上的刻痕。有人用刀刻了一个字——“管”。刻得很深，笔画末端有微微上挑的弧度，和阿耀父亲在铜矿山矿道墙壁上刻的那些记号如出一辙。阿耀蹲下身，用指腹顺着刻痕的方向摸了一遍。凹槽边缘还嵌着细小的石粉，不是天然风化形成的，是刀尖在石面上反复刻画留下的碎屑。这个字是他父亲刻的。他父亲来过这里——在冯先生从澜州港离开之后，他父亲也来了这座瞭望台，坐在这张折叠桌前，用刀刻下了这个字。
不是留给冯先生的。冯先生已经走了，撑着黑伞在雨天往灯塔的方向离开，他没有来这座瞭望台。他父亲在这里刻下这个字，是留给那些后来会来找他的人的——留给老院长，留给老周头，留给那些沿着他留下的路标一路追查的人。他在这里告诉后来者：冯先生已经安全离开了，名单已经送出了边境，雾山的青铜门我已经焊死了，你们不用再追了。但他自己没有跟着冯先生一起走。他刻完这个字，把刀收起来，离开瞭望台，往北边更远的地方去了——去继续收集红山集团最后的罪证，直到红山集团发现了他的行踪。
余老板说冯先生每年都会回北边港口一次，每次都住在老码头客栈同一间房间。每年同一天——就在老院长死在旧楼里的那个日子。不是来住店，是来坐一坐。坐一整个下午，看着窗外近海的灰蒙蒙的海天线，什么都不做。每年那个日子他都来，风雨不改。去年他也来了，今年应该也快了——就在这两周。
阿耀站在瞭望台窗口前，看着北边灰蒙蒙的海天线。窗外近海的浪涌正在涨潮，峭壁下面的礁石被海浪反复撞击，发出沉闷而持续的回响。他说今年要在这里等他，把老院长最后那份名单亲手交给他。然后他转身往石阶走去，沈若琪跟在他身后，收音机里爵士乐还在吹，调子很缓，被海风吹得断断续续，往灯塔的方向飘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