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他，冯先生每年离开的时候往哪边走。余老板说他从来不往灯塔那边走——他往码头走，坐下一班货轮离开。但他每次走之前都会在客栈门口站很久，看着灯塔的方向。那个方向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顾衍之的地方，但他从来不上去。阿耀问他为什么，余老板说他问过冯先生同样的问题。冯先生说，他怕上去了就不想下来了。
第四天是个阴天。北边港口的雨天和澜州港不一样——澜州港的雨是斜的，被海风卷着往人脸上扑；北边港口的雨是细密的，像一层灰色的薄纱从天空慢慢垂下来，落在海面上悄无声息，整个港口像被浸在一盆慢慢降温的水里。余老板一大早就起来把门口的花盆搬进走廊，一盆一盆地挪，搬完最后一盆，站在走廊里朝码头方向张望。他说今天会有客人。阿耀问他是不是冯先生。余老板点了根烟，烟雾被海风吹得四散。他说每年这个日子他都来，风雨不改，今年也不会例外。他认得冯先生的步态——撑着黑伞，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像是在数着步伐，又像是在丈量什么。余老板说冯先生以前跟他说过，从码头走到客栈正好一段固定的步数，每年他都数，每年都一样。有一次他说今年的步数比去年少了一步，余老板问他是不是码头的路变了，他说不是，是他老了，步子比去年大了一点。
午后的雨下得更密了。客栈门口的招牌被海风吹得来回晃荡，铁链吱吱作响。余老板把门口的花盆全部搬进走廊，把烟灰缸搁在收银台上，把登记表翻到新的一页，钢笔搁在旁边。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动作很慢，像是提前演练过很多次——每年同一天同一时刻，他都在做同样的事。他把黑咖啡的杯子提前放在冯先生惯坐的那张桌子上，杯子里还没倒咖啡，杯壁已经凝出一层薄薄的水雾。
沈若琪站在窗口，看着码头方向。雨幕里，一个人正撑着黑伞往客栈走来。走得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稳，像是在数着步伐——余老板说过，从码头到客栈的距离，每年他都在数。黑伞下面是深灰色的西装，肩头被雨打湿了一小片。他走到客栈门口，收起黑伞，抖了抖伞面上的雨水，然后推开门。
余老板抬起头，和往年一样说了一句——“老房间给你留着。”
冯先生站在门口，把黑伞搁在门边的伞架上。他看上去比竣工典礼那张照片上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脸上有很深的皱纹，眼窝深陷，但身形还是精瘦笔挺。西装剪裁得很合身，袖口那枚刻着“管”字的银纽扣在客栈昏暗的灯光下反射着细碎的光。他看见了坐在窗边的阿耀，没有问是谁，只是走到阿耀对面，坐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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