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成两队。A队由郑海芳带队，去大理大学搬运实验设备，肖春龙负责清理路线上的残余丧尸。B队由何成局带队——我带队——去附小侦察教学楼内部情况和搜救天台上的周建国。两队中午在食堂汇合。
“为什么是我带队？”我问唐玲。
“因为你是盾牌。盾牌应该在队伍最前面。而队伍最前面的人，天然就是领队。”唐玲说，语气像是这件事完全不需要讨论，“而且，找到周建国之后，你怎么把他带回来的决定——只有你能做。”
“什么意思？”
“如果他已经变异了，你要决定是杀还是留。如果他没变异但受了重伤，你要决定是冒险带回来还是放弃。”唐玲看着我的眼睛，“你是基地的‘最后防线’。你做这种决定，其他人不会质疑。”
这是她第一次把“最后防线”这四个字的真正含义摆在我面前——不只是挡丧尸，还要做选择。最难的那种选择。
上午九点，B队出发。
人员：我、刘惠珍、谢佳恒、傅少坤、黄丽霏。五个人。傅少坤是主动要求加入的——他的训练大纲已经写到了第十二页，但他自己还没真正跟丧尸打过实战。他说教官不实战就是纸上谈兵。
附小在农校路尽头，和大理大学南门隔了一条马路。从二高中走过去大约四公里，比昨天去大学的路短一些。但走到农校路中段的时候，所有人都注意到了同一个异常——
丧尸变多了。
昨天我们来的时候，农校路上几乎看不到游荡的丧尸。但今天，路边废弃的民房门口、田埂上、树荫下，零零散散站了至少十几个。它们没有攻击我们，全部缩在阴影里，姿势和操场上的那些丧尸一样——面朝同一个方向，沉默，静止，像是在等待什么。
“它们在等什么？”刘惠珍握紧了短矛，声音压到最低。
“等信号。”我说，“林银坛说过，丧尸的行为模式正在从随机游荡向有组织转变。如果她是对的，那这些丧尸可能是被某种信号召集到这里的。”
“什么信号？”
“不知道。可能是声音，可能是气味，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
走到附小门口的时候，我看到了围墙上的粉笔字。和周姐描述的一样——歪歪扭扭的大字，写在围墙的最高处，用红色的粉笔写的，在阳光下很显眼。
“活着。天台。有食物。勿进教学楼。——周”
粉笔字下面，有一排更小的字，像是后来补上去的。我凑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