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安澜发现一个问题。她在岩洞里给矿工们讲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剩余价值。她讲得很清楚，逻辑很严密，每一个词都解释过，每一个概念都拆开揉碎了。老赵听完了，点点头，说：“懂了。”阿朗听完了，点点头，说：“懂了。”小梅听完了，也点点头，说：“懂了。”
但他们真的懂了吗？
那天晚上回竹海的路上，沈安澜走在前面，陈望走在后面。双月挂在头顶，一红一蓝，把竹海照得像两个世界——红的半边像着了火，蓝的半边像浸了水。她走得很慢，比平时慢很多。不是累了，是在想事情。她在想那些矿工们的脸。他们说“懂了”的时候，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不是“懂了”的那种亮，是“怕你不相信我听懂了”的那种慌。他们在慌什么？在慌如果她说“你没懂”，他们会很丢脸。不是丢自己的脸，是丢她的脸。她花了那么多时间教他们，他们如果没听懂，就是对不起她。他们不想对不起她。
所以她教错了。不是内容错了，是方式错了。她用陈望教她的方式教他们——逻辑严密，概念清晰，层层递进。那是教有基础的人的方式。教一个读过书、识过字、知道“阶级”这个词大概是什么意思的人。但老赵不识字，阿朗只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小梅学会的字不超过二十个。他们没有基础。他们的基础是饥饿、鞭子、矿石、矿道、监工的骂声、工友的惨叫、死在矿道里的工友被草草埋了的那个土坑。
她的语言不是他们的语言。她的语言是竹片上的字，是陈望从那个回不去的世界带来的概念。他们的语言是什么？是“饿”，是“渴”，是“困”，是“疼”，是“怕”，是“冷”，是“热”，是“今天粥里多了几粒米”，是“昨天监工少打了我两鞭子”，是“隔壁工棚的老刘咳了三个月了，没人管”。他们的语言是身体的语言，是饥饿、疼痛、恐惧的语言。不是概念的语言。
她需要换一种方式。
第二天晚上，沈安澜没有带任何竹片，没有带任何木炭，没有带任何写着字的木板。她空着手走进工棚，在讲台——那块稍微高一点的平地上——盘腿坐下来。
十三个人。比昨天多了一个。一个她不认识的面孔，一个穿着破旧单衣、赤着脚、脚底全是茧子、脸上糊着矿尘、看不出年龄的男人。
“今天不写字。”沈安澜说。“今天说话。说你们听得懂的话。说你们每天都在想、但不知道怎么说的话。”
十三双眼睛看着她。浑浊的、布满血丝的、像风化了的石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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