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回位的精密设备。周围的其他铁卫对此没有任何反应，既没有上前协助制服失控者，也没有出现跟随性的骚动。他们依旧站在原地，保持着原有的队列姿态。其中一名铁卫的头颅极其轻微地向事发方向侧转了一个几乎难以察觉的角度，看了一眼，随即又将头转回原处，那反应平静得仿佛早已预知会发生什么，却又明确选择了不介入。训练场两侧待命的安全人员迅速就位，使用三根特制的金属约束杆合力将那名失控的铁卫牢牢压制在墙壁上，随后将其重新押解并锁回了隔离舱室。被压在墙上的观察员随后站了起来，活动了一下肩膀，体表并未发现明显的物理伤痕。然而，在后续几天进行的例行神经反应与认知速度测试中，他的平均反应时间比事件前慢了大约两个标准节拍，仿佛肩部被那股稳定巨力按压的瞬间所留下的无形心理压力尚未完全消散，微妙地影响了他对突发信号的即时判断与处理速度。
第二天清晨，沈安澜召集了医疗组的核心成员。她在观察室里坐下，透过宽阔的单向玻璃，凝视着那排坐在各自固定位置上的铁卫。他们的坐姿呈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一致性：膝盖并拢，双手平放在大腿上，目光笔直地投向前方空无一物的舱壁，如同一排被精心插在展示底座上的、规格完全相同的棋子。没有人试图观察身边的同伴，没有人转动脖颈。所有个体的视线都凝固在同一个水平与垂直角度上，连视觉的焦距都仿佛被统一设定，像是被同一道无形的中央指令同时初始化并锁定。
沈安澜问得直接：“能修复吗？”医疗组组长回答得谨慎：“可以进行局部调整，但无法根除。问题源于基因链本身携带的‘残留’，这严格来说并非设计缺陷，而是这些基因片段在人工培养与调整阶段被刻意嵌入的‘痕迹’，也可以看作是它们作为实验性产物的原始档案残留。”他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接下来要说的每一个字。“我们在回溯性基因序列分析中，发现了一些被做过隐蔽标记的特定序列，标记手法非常高明，意图就是规避后续的常规检测。这些标记本身不会干扰个体的基础认知功能与运动能力，但它们就像预设的‘开关’，会在某些特定环境条件被满足时，触发一种深植于本能层的、非理性的回应模式。这些触发条件包括但不限于：极近距离内突然出现的快速移动物体、特定频率的持续性听觉信号、以及高强度或异常气味的嗅觉输入。”他再次停顿，语气变得更加凝重，“这些条件在自然生活环境中相对罕见，但在复杂多变的战场上，几乎无法完全避免。若要尝试‘调整’它们，意味着必须大规模更换或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