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华使馆。
同时抄送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
材料递出去之后是等待。
第三天上午，澳方联络官回了一条消息：
“材料已收到，正在审核。有进展会及时通报。”
陈远达看完消息，没有追问。
他知道“正在审核”意味着什么——
可能是一周，也可能是两周。
跨境司法协作的速度，从来不取决于中方这边的迫切程度。
他把消息转发给了陈大鹏，附了一句话：
“现在只能等……等对方的答复。”
陈大鹏看完消息后，站起来走到办公室角落那面墙边。
墙上贴着一张悉尼市区的地图，是之前做案情分析时钉上去的。
他站在地图前看了一会儿，目光从东区移到西区，又从西区移到更偏远的西南片区。
然后他拿起笔，在西区那个圈旁边写了一个“？”。
如果赵亦可已经不在西区了呢？
如果她换了第二次、第三次住处呢？
他放下笔，回到座位上，翻开赵亦可的案卷，把蒋冬梅的供述材料重新看了一遍。
翻到第三页的时候。
他的手指停了一下。
蒋冬梅提到过一句话——
“赵亦可刚到澳洲时很多本地事务都是通过廖中逵办的。”
这句话他之前看过很多遍，没有特别注意。
但今天再看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之前忽略的细节。
蒋冬梅说的是“刚到澳洲时”。
那后来呢？
如果赵亦可后来不再通过廖中逵办这些事了。
那她换住处的时候找的是谁？
他拿起手机，翻到林晨的号码，犹豫了一下没有拨出去。
林晨在省城，帮不上悉尼的忙。
他翻到方铭的号码，发了一条消息：
“能不能通过澳方查一下，赵亦可最近半年有没有通过其他中介处理过租房或资产事务？”
方铭很快回复：
“我去问。”
陈大鹏把手机放下，重新翻开笔记本。
他在“廖中逵”三个字下面画了一条线，在旁边写了两个字——
“可能”。
然后又画了一条线，连到另一个方向，旁边打了一个问号。
他不知道那个方向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