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崇祯十四年的正月末，因为彭县知县王国麟的乱政，激起了一县百姓的愤怒，引发了激荡全川的“除五蠹”运动。
“除五蠹”运动是场货真价实的动乱。这场动乱，不是流贼过境，也不是土暴子袭扰那样短暂的灾难性 事件，而是蜀地官府虚弱的执政能力和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总爆发。其影响之广大、深远，远非王国麟这位胡子花白的始作俑者所能想象。
穿越伊始的蜀世子朱平槿借着动乱强势崛起，在政治和军事上崭露头角，成为蜀地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蜀地土暴子借机吸收了大量的百姓和读书人，无论是战斗力和眼光，都有了长足的进展。而大明朝的统治中坚力量——士绅阶层，也在动荡的时局下被迫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上层官绅中，少数人利欲熏心、鼠目寸光，坚持抓住过去的权势财势不放，如邛州杨天官之流。另一些人则审时度势，积极寻找靠山，将自己的命运和大明的命运、朱平槿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如泸州的舒家、成都的祖家等。
下层士绅和普通读书人分化得更为彻底。一些人通过蜀考，进入朱平槿的私囊。一些人应官府征辟出仕，与大明同生共死。一些人发挥自己在地方的影响力，倾家荡产、募兵结社，举起义旗，扎寨自固、保乡保民。还一些人叛国投贼，或入土暴子，或入流贼，为其出谋划策、坏事干尽。还有一些人，以为风云际会，正是天下英雄出头之日，难免有些做大做强的虚妄幻想。
西充县的事情，就是一堆士绅们干出来的。
朱平槿的沉思，就是试图通过冷静的分析，为这些士绅们的行为定性。定性之后，自然就是相应的处置措施。
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其中的差别可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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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一县之生员不过几十人。到了崇祯年，为了弥补财政窘况，开始准许商人富户以财帛输官来换取功名。这样一来，生员越来越多，甚至有至一县千人的。这些用钱买的功名，一方面拉低了功名本身的含金量，让那些通过正经考试进入仕途的读书人痛恨。另一方面固化了社会阶层分野，让许多家庭贫寒的士人永无出头之日。
朝廷得了一时之蝇头小利，却必须长时间为这些小利买单。因为那些卖出去的功名，除了政治待遇，还有经济待遇：一定程度上的免税。如果加上投献、诡寄等逃税措施，朝廷的税收损失还要放大几倍。
陈有福、罗景云部的进军川北，顺庆府的杜知府和江鼎镇的主动投靠，使得川北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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