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偷税漏税抗税和成都设了六卫(包括蜀府左护卫)等原因,重庆府的整体经济实力之强与普通百姓的赋税承担之重仍可见一斑。
然而地方虽富,钱财却一般都集中在当地士绅手中。重庆官府能从重庆士绅兜里搜刮出银子来养兵,这与王行俭个人与重庆士绅间的良好关系密不可分。
在重庆府,最有势力的士绅毫无疑问是原内阁辅臣王应熊一家。王行俭一到重庆府,首先即到王府拜见,通过周延儒的招牌,迅速与王应熊、王应熙兄弟搭上了关系。以王氏兄弟为首的重庆士绅与王行俭为首的地方官府深度勾结,既使重庆士绅的利益获得最大化,也使地方官府的施政能够获得较强的执行力。重庆府安全形势,正是这种两种力量共同努力取得的成果。一旦朱平槿要打破这种利益结合的格局,那么除了面临重庆士绅和地方官府的共同反击之外,还要为重庆府安全形势承担责任!
“强龙难压地头蛇”,这就是朱平槿初到重庆面临的难题。
重庆士绅和官府无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力量,都远非邛眉两州士绅所能比肩。朱平槿要在土暴子大兵压境的严峻局面下,取得稳定的后方供应基地,就离不开重庆士绅和官府的支持。而碍于自身的利益诉求,来自重庆重庆士绅和官府的支持必然是非常有限的,至少与朱平槿的期望值相差极大。朱平槿既要取得他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最大支持,又不能任由他们卡住自己的脖子,甚至还要从他们身上挖出肉来,难度可想而知。
好在朱平槿有一个同伙廖大亨。朱平槿要拿下重庆府,廖大亨要用重庆府来交换朱平槿的支持。两人密谋了许久,最后采纳了钱师爷在官船上的献策。
钱维翰的计策其实很简单:釜底抽薪。
钱维翰认为,王行俭代表的重庆官府与王应熊为代表的重庆士绅,之所以能够密切勾结,王行俭和王应熊同出于周延儒之门只是个次要的因素。真正的原因,是王行俭能够利用重庆府的银子来养兵、用兵,保住士绅们的利益。一旦这种以军事力量为基础的同盟被外来力量打破,王行俭无力保住重庆府的局面,那么士绅们必然因为自己的利益而踢走王行俭,重新与新的军事力量结盟。
廖大亨身为四川巡抚,领兵用兵是他的职权,所以廖大亨正可利用当前剿灭土暴子的机会,将赵 荣贵、丁显爵两部调离重庆,开赴前线。重庆士绅们感到不安,这样他们就会重新考虑与王行俭的结盟,也有可能重新考虑对待朱平槿和廖大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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