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隔着一道墙，看着她，听着她，感受她。
直到天上的烟花不再闪，直到街上的鞭炮不再响，直到电视机里阖家欢乐的音乐不再播——
这座城市才终于安静下来，她也终于安稳地睡着了。
我们摸爬滚打、支离破碎，又熬过了一年。
后来的一段日子，我打零工的费用逐渐没有办法负担住院费，便咨询了医生陈大姐的情况。
他们确认陈大姐已经可以坐稳轮椅后，答应让我们出了院，他们说回到以前熟悉的生活环境或许可以帮助陈大姐稳定情绪。
于是我把她接回了家，一直帮我忙活的李静和街坊大妈们也终于能捞着休息了，那一天我拉着她们跟她们每个人道了谢，说我一定会报答这份大恩大德。
回到家后陈大姐的情绪确实稳定了不少，不仅能够时不时地跟我聊上几句天，甚至还能自己打开电视换台。
看来无论在这发生过多少事，这里都是家。
只不过她还是会偶尔把我认成六岁，也会在我出门的时候下意识锁门。
我们家院墙很高，一开始我根本回不了家，后来我便从别人房子那里拖过来一个老旧的消防栓盒子，我踩在盒子的顶端，勉强可以够得着院墙。
这以后不管陈大姐怎么锁门，我至少能翻墙回家。
平时我就帮陈大姐做饭、洗衣服，伺候她上厕所，等她情绪稳定的时候，我就溜出去打打零工。
日子过得完全算不上富裕，但也不至于饿死。
有人建议我们把二环内的这套房子卖了，换上几百万之后去城郊过点富裕日子，可这房子终究不是我们的，要卖房子还需要找王八蛋。
我也始终担心陈大姐忽然换了居住环境之后病情又会恶化，于是也只能把这个想法先搁置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年，一晃就到了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