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构自己也做过王爷，除了每月按照规仪所发的俸禄之外，堂堂的康王爷也是囊中羞涩的，要不是他听从萧明的建议，与薛炳昌合作闹了点小钱，很多时候的人际和官场的应酬，都会捉襟见肘。
皇帝自己没钱自己清楚，别人却不一定清楚，所以赵构对萧明的这个建议非常感兴趣，以往官办的各种事情都办不好，总是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不是造成官员的贪腐就是官僚们不作为，容易受到奸商的行贿被拉下水，造成很多官办机构倒闭和瘫痪，而这次的合作却是有点另辟蹊径。
其实官家还不等同于皇家，官府的很多收入除了进入到户部的银库之外，规仪之内，皇家的府库内帑则没有进多少银子，那是很多人认为官家其实就等于皇家，大家都是为皇帝打工的，收入多少都算是皇家的的恩宠。
可是从没有人想过和皇家合伙挣钱的，倒是私人和官家合伙的，可那多半会成为一种受到官家保护的恶性暴利行业，以至于造成大面积的贪官和**出现。
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则是大宋朝一直以来对商业的政策，宋代官办手工业产品主要特供皇室、官府和军队，很少作为商品流通。民间手工业则以纺织、造纸、制糖等为大业，基本是农业的加工产业，有类于今日所称“开发农业”。
宋代商业经营资本本身的积累方式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商人的最终投资仍回到土地，所谓“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宋代允许商人参加科举考试，可以为官，不少商人又把资本用以买官，有的买官仅作为商号招牌。商业资本与官僚、地主结合起来，最终还是向田宅集中，封妻荫子，没能超出自然经济的常规突变性增长。
这本是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但其中却涵盖着封建阶层对于天下百姓的根本看法，如果中央集权过于严厉则往往会阻碍社会财富的累积和发展，反之则是一种促进，而宋代的时候就是一种促进，而是这样也有例外！
一直以来宋代本来推崇“一本仁厚”的裕民之政。但财政总是入不敷出，所以后来破了太祖“不加农田之赋”的老规矩，像神宗说的那样，古者十一而税，今则取财百端。兴利之臣不仅开卖官鬻爵、铸钱造币之财源，还于禁榷专卖上做尽了文章。
按照朝廷官府的理论，山海天地之藏，市场货物之聚，不应让商贾独擅其利，而应收归国有专卖，以助国家之经费。于是一大批官办“公司”就被开办了起来，举凡最有利可图之商品均列入禁榷之列，由这些“公司”来专卖。
这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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