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就是打战，特别是灾难之年，漫山遍野都是半民半匪的存在，大多数平时不人的百姓，也会在大灾之年变为抢粮食的群体。加之官府低效不作为，就让大面积的输送粮食成为一种奢望。
就算不考虑治安方面的因素，限于古代的劳动生产力，运输能力，也很难真正形成规模性运输。
其实物资运输到一个地方的最大成本不是货物本身，而是途中的一切损耗，譬如江州到京城需要走数十日，一吨粮食的运输队伍，在大宋缺少马匹的情况下，需要投入六台牛车，至少十几个人力。原始的运输车辆负重长途运行，磨损修理也是非常麻烦的。
加之随行的保镖卫队费用，民夫牲口路上消耗的粮食和银钱，各处关卡公差的盘剥，层层吸血，一趟走下来，价值十七贯钱的一吨粮食，运送成本恐怕就要高达三四十贯。
所以这是最烂也是最好的时代，诸如卢俊义那种有能力走货的教父就算不非法，也能赚大钱。不会被抢，就是他卢俊义的生产力、竞争力。
就是基于这些因素，江南大水之后，还没有真正出现粮食危机时，那些粮商挂出了三贯钱一石米的价格，是平时的三倍。
这是投石问路，也是外地粮商的成本价。
那么在理论上就算三倍粮价，也真不会饿死多少人的。为什么高方平当时说三倍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
因为现在的三倍粮价，仅仅是江南本地商会联盟排外、挡住外部粮商进入江南的一个手段。商人是逐利的，譬如东京的粮商一看，江南只是三倍的粮价，他们运进来也没有利润，所以就不会提前布局。
而一但外部奸商不准备竞争，这就形成一个趋势，就会导致江南的粮食越来越少，最终于某个时刻开始爆出十倍乃至二十倍。
真出现二十倍粮价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奸商跑路，其余人套牢的时刻。早前没有准备的外部粮商不是傻子，不敢那个时候进场。那个时候进场除了被饿疯的暴民杀死外，根本就不是来赚钱的，那叫接盘侠。
这个过程在古代是一个循环，并且是死循环，近乎无解。大明朝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死于这个“循环”之中。
后世说的要想富，先修路就是这个理。修路代表通商，通商，就代表可以打破本地奸商的垄断环境。
而江南东路的垄断环境，高方平已在着手对付。依托现在已经堪用的第二十三代轴承铸造的运输车辆，能够最大程度的节省运力，降低运输成本。加之高方平运粮可以不被各处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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