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处吊着胳膊问：“可以不去么，或者吃过饭再去？”
“不行的亿哥，”安溪很为难，但还是坚持要走，“杨……凯成他已经病得比较重了，不能太晚休息。”
程一飞重重地点头：“嗯，骨折跟癌症比起来，确实还是癌症更重，你去吧，你要是特别忙，明天也不用来，在比惨这个方面，我就不跟别人攀比了。”
他很少这么阴阳怪气地说话，安溪听不出来是玩笑还是认真的，说了声“对不起”，还是离开了。
杨凯成在市郊有一处别墅，开车过去大概一个小时，早些年有时候项目组庆功或是聚会，他也会招呼大家去他的住处。记忆里那处别墅总是充满了咖啡的香气，有一个大柜子里面，一层一层全部都是各种各样的零食，杨凯成会像个家长一样，叫来家里的年轻同事随便吃、随便玩。
那时候，海德北京还很小，能去杨总家庆功，是特别的荣耀，每个人都拼了命地工作。
安溪熟门熟路地找过去，按响了门铃。等了许久，门才打开，杨凯成带着轻轻的喘气声，向她打招呼：“安溪啊，进来吧。”
没有咖啡味道了，空荡荡的大房子里，连生气都几乎没有了。杨凯成坐下来，不住地咳嗽，每一句话都说得很慢：“我不只打了你一个人的电话，我猜到了你会来，也猜到了应该只有你会来。”
他已经不是掌管一家跨国公司北京分部的杨总了，只是一个卷进行贿案、并且病入膏肓的人，甚至比普通人更叫人敬而远之。
“杨总，”安溪坐下来，心里有点难过，“为什么不找家医院、找个有名的医生好好治疗？”一进门她就看出来了，杨凯成已经异常消瘦，但是既没有手术，也没有化疗，只是靠止痛剂维持而已。
杨凯成摆摆手：“我不想生命的最后阶段，身上插满管子，躺在那一动不能动，被人翻来覆去地围观。我现在这样很好，任何事情都还能自己做主，不用等着别人签字决定我的生死。”
安溪听得想哭，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不在，不会有人替他决定生死的。
杨凯成递了包纸巾给她：“不要说我了，说说你，说说公司的近况。”
安溪知道他还是很关心海德的情形，把最近的事情一件件给他讲，讲到邓莉执意要改变公司的部门架构，也讲到她在欧洲停留几个月做的项目。
听她讲完，杨凯成沉默了片刻问：“安溪啊，你说说看，做公关这一行，最重要的、最应该坚持的东西，是什么呢？”
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