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这一类被称为流爵；另一种便是可以世袭的，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而且不搞“推恩”，永远维持，这就是世爵，即通常所谓的“与国同休”。至于给封哪一种，毫无疑问也是依据军功大小而定。
刚才提到大明朝的“丹书铁券”制度有其特殊性，这并非虚言，这个制度相较于过往的历朝历代的确不尽相同。
洪武三年，朱元璋论功行赏，分公爵十人，侯爵二十人赐“丹书铁券”。在制度上规定“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可是渐渐的出现了一些功臣，手持“丹书铁券”，作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象，再加上朱元璋晚年多疑，大肆屠杀功臣，于是封爵制度遭到破坏。
永乐与嘉靖年间，两位皇帝对这一制度进行了修缮，但大体模式没有改变。明成祖朱棣在夺取政权之后，根据“靖难之变”论功行赏。但此时也出现了极个别不靠军功封爵的人，比如说处理了驸马之死，化解明成祖与宁国公主兄妹之仇的永新伯许成——当然这属于个例，并不具备普遍性。
时间推进到嘉靖时期，当时由于前任正德皇帝任性而为，朝廷开始出现了封爵泛滥、武官难封的局面。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嘉靖皇帝对于分封标准做了严格的限制，一方面重申了“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另一方面则是再次强调“丹书铁券”的特权。
至此，明代的封爵制度基本定性。就去听书
嘉靖皇帝虽然到后期成了个“道君皇帝”，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在统治前期还是比较有头脑的，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和唐玄宗李隆基多少有些类似。非要说不同的点，那大概是唐玄宗晚期更出名的是无限宠爱杨贵妃，而世宗嘉靖则是痴迷于道教。
那么，嘉靖早年为何要再次重申“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又再次强调“丹书铁券”的特权呢？
嘉靖皇帝最为后世认可的，是他的权谋手腕，以上两件事其实说穿了也同样是权谋。
“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这看起来只是重申一下祖宗制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不起就是给正德朝擦屁股，来个“拨乱反正”。
其实不然。
“非军功社稷者不得封爵”，从根子上来说，是在打压已经在朝廷取得绝对优势的文官集团，给文官集团戴上枷锁。这是用一条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基本上将文官集团桎梏在勋爵体系之外，让他们不能继续扩大“势力范围”，把勋爵一系也彻底压倒。
为何这么说？如果除了军功之外的其他功劳也可以封爵，那么执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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