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认为北方商人的问题好解决，而南方商人的问题不好解决，并不只是因为他有把握说服北方商人的核心——晋商商帮，这里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南北商人所从事的商业贸易在很多方面并不一致。
北方商人做得多的大抵是大宗粮食、食盐、棉布、皮毛、人参(女真产)等贸易，后期由于俺答封贡以及京华的介入引导，又将牛羊、马匹等贸易纳入了进来，而京华本身除了也参与以上贸易之外，还有大量的铁器(包括军工)、船舶、水泥、香皂、瓷器等。
而南方商人除了在粮食、食盐、棉布、瓷器、船舶等方面与北方商人有所重叠，其余如丝、绸、绢、帛(有区别)生产、织造(成衣鞋帽加工业)、印染、纸张制造与印刷(书籍)等行业都是北方商人较少涉足的项目。
可能有看官要问了，这些差别与双方是否愿意缴纳商税有什么关系？凭什么高务实认为北方商人好说服，南方商人不好说服？难道北方商人的觉悟就比南方商人要高一个层次吗？
当然不是觉悟问题，这里的问题在于缴纳多少。
此前已经说了，商税要不要缴纳、如何缴纳等问题，不是没有学者、高官讨论，事实上讨论非常多，只是搞来搞去没有形成定制。
以高务实这个穿越者来看，明代对于商税最具代表性的讨论，大抵逃不出邱濬与王夫之的两种不同意见。
支持“关市不征”的有邱濬等人，赞同征商观点的有王夫之等人。
邱濬这人之前介绍过，他是提倡抬高商人地位的，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主张沿袭古人之礼，拥护“关市不征”。
他自相矛盾吗？那倒不是，因为他认为古代对“市肆”采取租税制度是“抑商之政”，认为古人立关市之本意是“其意恶人逐末而专利，故立法以抑之，非有所利也”。
意思是说，古代设关市是为了规范和管理商贾，部分的征税也是以“抑商”为目的，并非为了获利。而“后世则专用之以利国，非古人意矣”。因此，他提议提高商人地位，却不同意全面征收商税——南方商人现在非常支持他的这种主张。
但其实高务实知道，邱濬的“关市不征”并非是彻底的、完全的不征。
高务实对邱濬的著作颇为了解，邱濬曾说“民种五谷，已纳租税，无可再赋之理。非他竹木牲畜比也。竹木牲畜之类，原无征算，故商贾货卖于关市也，官可税之。今民既纳租于官仓矣，而关市又征其税，岂非重哉？此不独非王政，亦非天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