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保互助，这个词一听就很红朝。毫无疑问，正因为高务实前世有红朝基层干部的工作经历，才会一下子就想到这样的处理方法。不过真正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法本身也特别适合中国社会——即便是明朝时期的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历来是一个宗族社会、一个人情社会，“皇权不下县”有着悠久的历史。这就导致无论任何统治者、统治阶层在制定政策时都不得不考虑这种宗族社会的特性来“顺毛捋”，而不能逆向操作。作为一个自诩“改良者”的人，高务实显然也会顺应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性。
不过，究竟什么样的社会才叫“宗族社会”，宗族社会又有什么独特之处是高务实必须顺应的呢？
有一点非常明确，但又可能为很多现代人所忽视的是：中国宗族是祖先崇拜的产物，祖先崇拜的核心则是祭祖。是故，宗族的最初含义就是围绕宗庙祭祀的聚簇者，从而形成宗族组织。
先秦时期的宗族可以分为商、西周至春秋、春秋晚期以降至战国三个阶段。
商代的宗族，表现为“多子族”的血族团体组织。即商王未继位的王子王孙另立门庭，立庙铸器，祭祀所自出的祖灵，形成血缘群体。
根据周人所讲，商遗的宗族成员是宗氏、小子与类醜。宗氏是以宗子夫妇为核心的小型家庭，小子是宗族内没有主祭权的庶子家庭，类醜则是宗族内的依附民。宗氏可以恩赐小子独立祭祀生身父母的权力。小子一经别族，拥有族邑，亦有自家的新墓地，便可独立，还有了标榜自己家庭的族氏名号，则就是一个全新的宗族。相对于所自出的母族，他们是亚族，也就是分族。
西周采取赐民、赐土与赐姓命氏的封建制度。新出现的“姓族”，改变了周人对血亲范围的认知，彰显出家族团结的重要性，分家别族的自发性本能冲动受到抑制，于是宗族结构发生了变化。分封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如《左传》桓公二年记载，有姓族、宗族、分族与个体家庭，上自周天子、诸侯、大夫、士，乃至庶民，以血缘为纽带，层层统属。
春秋晚期社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左传》昭公三年记载叔向与晏子发出“季世”喟叹，社会剧变，“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即封建制崩塌，宗族无法继续维系。庶民以氏相称，氏失去了“别贵贱”的功能。
顾炎武的《日知录·周末风俗》，总结春秋与战国的社会变化时说：“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即战国时期宗族组织崩解，无需以姓氏来定血缘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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