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向中国历史上两大黑暗时期之一的“残唐五代”。
（残唐五代的内容和本篇主题相去已远，这里不再展开，有关内容，在《文祸--人生识字忧患始》中，会有更详尽的介绍。）
永贞革新，正是唐王朝的精英集团们打击藩镇、宦官，力图复权于上的第一次重要尝试。
肃宗之后，是代宗，代宗之后，是德宗。德宗身故后，当了二十年太子的顺宗起用王伾诸人，力行新政。从理论上来说，这应该是得到全体皇族和士人支持的好事，但很遗憾，由于先天存在的诸多重大缺陷（在决策层，顺宗继位时就已中风，口不能言，在执行层，二王均非正人，尤其王叔文，常被指摘为有唐一代朋党之乱的始作俑者），永贞革新并未能团结起所有应该团结的力量，反而先激起了皇族间的内斗和朝臣间的恶斗，仅半年便告失败，顺宗被他儿子按照大唐开国以来的传统，升级作了太上皇，“二王刘柳”中，王伾忧愤而死，王叔文被赐死，刘禹锡外放连州刺史，未两月，再迁朗州司马（同期，柳宗元被贬永州司马，初中课本有选的《小石潭记》，就成文于这一时期。）并且，斥诏中还大书昭然“虽后更赦令不得原！”，可以说，从理论上来讲，除非宪宗早亡，他们的政治生命已到此结束。
在大唐放逐的疆界中，朗州（今湖南常德）已算是最外围区域之一，与其接壤的地方甚至还未行王化，即所谓“不毛”（说起来，那个“不毛之地”倒真是大大有名……“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
值得在这里指出的是，刘禹锡，乃至永贞群臣的流放，倒也算是种瓜得瓜，他们在当时得令的时候，表现的并不好，时人议论，以为王怌跋扈，叔文阴结，就算刘禹锡，也有过因为别人稍不亲附就斥流远藩的记录，新唐书记为“凡所进退，视爱怒重轻，人不敢指其名，号‘二王、刘、柳’。”也就是说，他们当时已嚣张到了让人在背后都不敢提名字的地步……所谓“行得春风有夏雨”，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失势后的遭遇，应该不算是一种意外。
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批人员又的确有其能力在，所以，在很久很久以后，帝京当中，终于还是飞出了返京的恩诏。
……斯时，为元和十年，距离刘禹锡的外放，已经十年了。
十年啊……对镜抚膺不忍叹，人生几得再十年？特别是对于一个曾经登上云端，曾经雄心勃勃的政治家来说，这远涉山水间的十年，一定有很多刻骨铭心的东西，一定有很多孤夜残漏的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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