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宗的忠诚太过强大，也许是十年前的伤痛太过深刻，甚至，也许只是畏惧新党复用的旧党适时制造了流言与假象，总之，他们最终未能通过宪宗的考验，被认定为“不可靠”，而再度贬斥出京。
同进，共退，十年前，他们仓皇南去，十年后，他们以为看见春天，却发现那实在只是一次料峭刺骨的倒春寒！
但我们又不能不尊重他们的执着，他们不惜放弃掉重享荣华富贵的机会，再一次的回归到那些苦水恶地中去，无论他们少年得意时曾如何轻狂，这一刻，他们已将所有的债务还清。
当然，他们也得到了其回报：失掉“现在”，却换来“永恒”。
我们这个古老的、历经沧桑的民族，始终，会给那些愿意为坚持原则而放弃物质利益的人给以甚高，甚至是最高的尊重，譬如不食周粟的伯夷、譬如不食糟醨的屈子……乃至，不食美粮的自清先生。
清人尝作刻薄语，以苏小小李师师洪承畴钱谦益论名宦名妓之别，道名宦是身前享名身后刻苦，名妓是身前刻苦身后享名，虽失庄重，却……又何尝不是无理？
对这种模式，我名之“有骨气的失败者”，中国人并非爱为失败者唱挽歌的民族，甚至，可以说是在抛弃失败者时动作极快的民族，但同时，若失败者能保有骨气，却又能够赢得极高的尊重，甚至可以在文化结构中取得凌驾于胜利者之上的地位。
这种似乎矛盾的心理，正可以铨释老子的断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为了现实目标而迅速转身的人群，心底却未必不在指摘着自己的“灵活”，而在出现了敢于“执著”的忠臣孽子时，新时代的顺民们，更会一边发着隐隐的痛楚，一边情不自禁的发出赞美。
因为，他们知道，那的确不能“支持”，但绝对值得“尊重”。
那都是我们民族的魂，灵活是，执著也是，不懂得“圣之时者也”的民族不会有“未来”，但举国都是贝当元帅的民族，却连“现在”也没法保存。
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并非最古老也并非最辉煌，却是最为气脉绵长的神奇民族，一次又一次的走到族灭的边缘，却总能一次又一次的浴火重生，这种灵活与执著的奇妙结合，也是，原因之一吧？
说到这里，我们会明白，刘禹锡的桃花诗，本身或者不应该被称为“文祸”，严格的讲，这倒是历史给他的一份厚礼，作为永贞诸臣中最后的大人物和最执着的人物，历史，和历代的文士们，选择了他，来作为这个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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