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均平30岁生日的那一天，偏巧是他换第三份工作的第二天。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让他多少有些距离感。所以那天下午，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只是在下了班后，沿着回去的马路胡乱地走着。在看到一个偏僻的咖啡馆后，他也就一头撞了进去。
手机上面的短信倒是不少。保险公司的，银行的，自己办过打折卡的服装店的，还有一些是朋友和前同事的。应该都是从网上下载下来的段子，或者是有固定格式的，话语中字里行间的或是礼貌、或是浮夸，都流露出几分疏离和冰冷。陈均平单手滑屏随意翻了翻之后，就把手机放到了一边去，招手叫服务员要了一杯热可可。
这个店面很小，装饰得也很小资情调。吊桌紧紧贴着墙壁，上方还摆着几本作者不详的书籍。店里的客人很少，都是很年轻的情侣，偶尔凑在一起低声地谈笑，却都笑得如同五月里盛开的花一般。偶尔他们扬起声音说得一些天真和俗套的话，听在陈均平的耳朵里，也觉得无甚价值。
30岁似乎是一道坎，怀念着20岁的青春热烈，嗤之以鼻着20岁的肤浅直白。期待着40岁的稳重内敛，畏惧着40岁的责任担当。陈均平有时候不懂，为什么这样一个别人口中“正当年”的年纪里，自己只要稍微停下来，就会感受到一种疲态。那种被工作的压力掩盖住的倦意，总是如影随形，让整个人都开始变得有些慵懒无力。
阿玲说现在的他越来越消极避世。每天所想的：就是找到一个温暖的窝，然后在里面一睡不醒。
阿玲是陈均平的一个死党。第一份工作时认识的同事，是一个热情坦率，和谁都能相处得好的人。陈均平每每总在心里腹诽这种性格的女孩在社会上会容易吃亏，可是却又不得不承认：那种直白又亲切的温暖，连自己有时候都很贪恋。
就比方说今天，阿玲是除了自己父母以外，唯一一个给自己打了电话送祝福的人。
她不像陈均平的父母，一遍遍地去念叨着他为什么婚姻上面还是没有着落。对于现在的陈均平，父母的姿态已经不像十多年前那么高，而变得很低很低，低得让陈均平都有些喘不过气来。阿玲的话语依旧像是一个顽皮的女孩子，笑骂中间带着并不让人难以承受的挑拨。虽然她现在已为人母，但是还是会记得抽空给陈均平电话。这种人情味莫名让陈均平觉得暂时能忘了别的。
只是在杂七杂八地胡扯了半晌之后，到快要挂电话的时候，阿玲加上了一句：
“阿平，你应该常回来和我们大家聚一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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