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和地方的军权，尤其是和边军，其中分寸，是极难掌握的。
边境做大，就极易酿成前唐安史之乱，偌大的盛世转眼之间就荡然无存，自此藩镇成了前堂一百多年的梦魇。
到了前宋，倒是吸取了前唐藩镇割据的教训，采用强干弱枝的政策，重文抑武，中央禁军保持对边军绝对的优势，的确稳固了局面。
可这样一来，有宋三百年，几乎全年都是挨打的局面。
到了大明建立，定都南京，北元威胁尚在，朝廷不得不在北边重兵防守，再加上当初的塞王之策，每一位塞王手里，都掌握着近万的兵马。
不过好在太祖皇帝是个狠人，建立的京营也是硬的很，中央与边军保持着微妙的制衡。
到了永乐年间，为了避免鞭长莫及，太宗索性将都城迁到了北平，形成了如今天子守国门的局面。
天子守国门，换一句话说，守国门的军马，都是天子可以掌控的。
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京营必须保持强大的战力。
只有京营强大了，皇帝的枪杆子才硬，枪杆子硬了，腰杆子自然就硬。
历史上，京营就是一年不如一年，万历三大征之后，更是损耗了几乎全部的骨血。
皇帝的枪杆子不硬，遇到了农民起义或是外族入侵，就得依靠着各地的客军。
这些军马忠心倒好，要是不忠心，各地的军头就出现了。
所以崇祯一朝，除了李邦华整顿一时出现了昙花一现的生机，其他时候，京营都是一副要死不活的模样。
没有直系兵马的支持，这皇位，怎么可能坐得稳。
哪怕现在朱祁镇已经让石亨去辽东斩除还未长成的女真人，但他自己心里清楚，这都是治标不治本。
最好的办法，就是京营必须强大。
讲武堂，是提供新鲜的血液，是为了保持军队的职业化。
而朱祁镇手上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共识或是制度：谁敢染指京营的任何东西，都会成为朱家的敌人。
规矩先立下，若是真的有不长眼的要犯，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所以啊，拿风头正盛，红的发紫的英国公府作为切入点，再好不过了。
哪怕朱祁镇说张輗，张軏已经分家，可他们还是张家人啊。
朱祁镇别有深意的说到：“老国公，这是私话，这玉不琢，不成器啊，有的时候，现在还能遮掩，以后呢？总不能遮掩一辈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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