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仔细关注各位的行动的。”
崇祯的话让耶稣会的教士们既感到振奋，又有些担忧。皇帝的话虽然很动听，但是言语中不乏警告的意思。
金尼阁虽然认为进入中国的耶稣会教士，可以保持着良好的操行，但是对于中国以外的殖民地教士们的行径，他就有些忧虑了。
比如离开中国并不远的马尼拉，那里的西班牙教士对待土著及华人，可算不上是一位仁慈天主的牧羊者。
在一干西洋传教士患得患失的心情中，朱由检已经带着一叠翻译出来的，欧洲商业法律手抄本返回宫内去了。
朱由检回到上书房后，就开始翻阅起这些法律手稿。此时的欧洲法律，始终还是没有脱离古代罗马法及查士丁尼法的范畴。
而欧洲各国封建领主林立的状况，迫切的需要一部能够凌驾于各地封建领主权威之上的成文法，以保护欧洲各地商人和民众的利益。
在这种背景下，拥有更高地位的教廷，就取代了国王成为了法律的制定者。而从神学家之中，开始脱离出了专门研究法律的学者。
他们通过研究查士丁尼法、罗马法的法律条文，再结合当地的习惯法，把奴隶时代的法律推进到了封建时代。
而与此同时研究法律的专家们，在不断研究法律条文的过程中，成为了瓦解神学法学的主力。
这些专家逐渐成了两派，一个是注释法学派，他们全身心的去研究罗马法，却把罗马法当成了不可变更的圣律。
而另一个则是评论法学派，他们认为法律应当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法学家要积极参与政府和法院的实践活动，并努力使罗马法文献能够为实际生活服务。
金尼阁等神父见证过了大明律的严谨性后，自然不敢把宗教裁判所的法律条文翻译过来。
为了让崇祯认为，现在的欧洲是一个和中国同等高贵的文明，他们甚至主动去除了一些落后而愚昧的法规。
在崇祯面前的几本法律书籍，一本是意大利的地方法律，一本是西班牙王国的七编法典，而最厚的一本居然是来自于荷兰的商业法典。
为了能够获得崇祯的好感，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已经暂时忘记了新教同天主教之间的分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