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的事情就应该交给懂得专业的官员去办理。
更何况大明有两京一十三省，疆土宽广，从云南到北京，光是路上花费的时间都需要一个多月。如果我们老是把各部官员召集在一起开会，而不让他们处理政务，地方上出了问题，朕应当找谁追究责任？”
刘宗周自从担任中央官校校长之后，就开始研究官员们的思想，并按照崇祯的要求，编订对官员思想教育的教材。
刘宗周认为这份工作非常适合自己，比起每天同奸滑的胥吏们做斗争，操劳于实际的事务，他更喜欢这种研究思想理论，对官员进行教育的工作。
接触的各部官员多了，刘宗周眼中一向黑白分明的君子小人的界限，也开始有些模糊了起来。
中央官校不是他开设的私人学堂，不能根据他自己的喜好来接收学员。而不管他认不认可这些学生，他都要被迫去接触和面对。
而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从来都不会是单向的，在不断的接触和沟通过程中，即便刘宗周并不认可某些官员的想法，他也终究会受到一些影响的。
当崇祯提出了效率的问题时，刘宗周顿时想起了某些官员多次向他提及的，因为朝廷决策缓慢，不能及时赈灾，导致原本地方上的小灾变成了大灾。
刘宗周虽然拘泥于东林门户，但是却也不是一个闭上眼睛，执着于党争的人。因此对于崇祯的说辞，他迟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