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对虎丘茶树事件下了一个结论之后，崇祯就失去了继续闲聊的兴趣。
他停顿了一会，便思索着开口对钱谦益和孙之獬说道：“上次你们两人主持编辑的«中国简明历史»，朕已经决定让礼部定为大明小学的历史教材了。
不过这本读物用于开蒙还不错，想要作为更进一步的大学教材，则深度和方向都有所不足。
朕也发觉，本次科举通过殿试的300多进士，写写文章，讨论下四书五经的知识，大约是不错的。
但是想要让他们去处理实际事务，管理国家政务，则还缺乏许多社会常识。
而且不仅仅是这些新科进士身上存在这些问题，就算是朝廷中的大部分官员，也缺乏如何去规划发展，一个国家前进道路方向的大局观。
社会常识可以通过观摩具体的社会活动进行学习，但是想要看清大明未来的前进方向，和如何努力推动大明向这个方向前进，则需要一个明确的政治理念作为指引。
昔日司马文正著《资治通鉴》，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作为当世治国的依据，朕觉得非常不错。
但是朕不同意的是，文正公所主张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道理。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是不要重复古人所犯的错误，汲取古人成功的做事方法。
但是朕以为，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今日必然胜过往日，今人必然胜过古人的历史前进规律。
如果一味的遵照祖宗成法去治理天下，无疑就是刻舟求剑的迂人。譬如说，大明开国之时，地多而人稀，因此太祖、成祖以繁衍人口为治理国家第一要务。
但是到了今天，地少而人稠，连深山大泽中都已经村陌相连，如果我们继续以太祖、成祖时期颁布的政策去治理国家，那么显然就有些南辕北辙了。
治国犹如治病，医生乱开药方，会让病人送命。而国家制定的政策出现了偏差，大明就会陷入混乱之中去。
所以朕希望，钱先生再接再厉，编辑一本以历史事实佐证政治理念的书籍，作为大明中央官校和各处大学的政治教材。”
听完了崇祯的要求之后，钱谦益和孙之獬心里都有些喜忧参半的感觉。
他们主持编写的«中国简明历史»出来之后，就受到了一些治学严谨的学者的批判，认为这本书中的错漏之处太多，甚至对于某些上古时期的历史采用了臆造的事实，其实根本没有文献可以佐证。
特别是整本书里宣扬的劳动至上言论，完全违背了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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