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教廷，也因为新旧教义的纷争，一时无法再对自然科学采取高压措施，使得现在的欧洲正处于一个自然科学大发展的阶段。
但是分散的王权和宗教思想的松动，虽然给自然科学以自由萌芽的状态。不过也使得欧洲各地的自然科学研究交流上，始终存在一个滞后的现象。对于同一现象的科学原理，往往有着数个地方在同时研究。
这样的重复研究竞争，事实上是浪费了这时代有数几个天才的生命，和大量的物资作为代价的。
而且虽然欧洲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们，还在用拉丁文字作为写作的载体，但是文艺复兴带来的欧洲各民族意识的觉醒，已经让欧洲各国开始把自己的民族语言作为交流用语了。
在这种状况下，使用拉丁文字记录的自然科学，便天然的同欧洲下层民众产生了隔阂。也就是说，虽然现在是过去几百数千年来，欧洲自然科学大发展的时期，但此时的自然科学发现同普通民众的生活并无多大的交集。
但是在中国却并非如此，当这位新登基的中国皇帝召见了耶稣会的传教士，并仿照欧洲的模式设立了皇家科学院和大学，用于研究和学习自然科学之后。很快的就把这些自然科学发现分门别类的归拢了起来，并开始利用这些发现的自然科学原理，来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从而把自然科学的发展同普通民众生活的提高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人这样对待自然科学的方式，显然同这时代欧洲科学家们研究自然科学的目的不同。欧洲人研究这些自然科学，一是为了进一步了解自身所处的这个世界；二则是以自然科学的实践，来驳斥教廷某些荒唐的说法，从而抵抗教廷对于民众的思想禁锢。
耶稣会的传教士们虽然对于后一种说法并不承认，但是在心里他们还是能够感受到的。只不过恪守于自身的信仰，他们摒弃了脑海中的这种想法罢了。
在除了中国以外的地方，耶稣会传教士们只会传播手中的圣经，而不是什么欧洲自然科学。也只有在中国，这些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必须先要以欧洲的自然科学，去打动中国士大夫们对于新知识的渴求，才能对他们宣扬上帝的存在。
在这种状况下，使得能够进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们，都是学识最为渊博的一群人物，那些愚昧而无知的传教士，只能留在美洲大陆上，向着那些土著人传教。
对于金尼阁这些传教士来说，他们现在也许还不能衡量出，东西方研究自然科学的方式上，谁能走的更远一些。
但是他们在京城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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