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人口迁移的关系，原本识字率就远远高于北方地区，只是略低于江南的几个富裕城市而已。
按照崇祯元年对于全城人口的调查，能够写自己名字的男子高达60%，能够写自己名字的女子则是43%。而认识几百字，可以读写简单信件的人口，大约在35%左右。粗通文墨，能够看懂朝廷诏令，还能记账的人口，大约在20%左右。
到了崇祯三年初，认识八百字，可以读写白话文文章的人口，已经上升到47%。在这个将近百万人口的都城，这个识字人口便达到了惊人的40多万。
京城识字人口的上升，加上崇祯连续对京城娱乐事业的打击，使得京城百姓一下子失去了平日里最爱的赌博和色情娱乐，他们不得不给自己寻找新的娱乐项目。
由于造纸工坊的大量修建，在加上印刷业的发展，照明工具的成本不断下降。白话文、报刊等文字类的精神食粮，便成了京城百姓晚间最为广泛的一项娱乐消遣。
而京城内大量工坊的修建，也使得京城百姓的收入开始不断提高，这使得他们开始消费的起廉价的读物和煤油、蜡烛等商品。正因为京城百姓出现了这种需求，便使得朝廷对于报刊读物的禁止，始终无法获得什么成效。
特别是当大明时报推出了广告这一盈利模式之后，市场上的小报经营成本就更低廉了，小报的种类也就发展的更多了。而不管是经营这些小报的文人，还是朝廷的一部分官员，都认为百姓有自由说话的权力，朝廷不应该强行禁止这些小报的运营。
这些官员的态度，也使得一部分小报的创办人即便是被官府抓住了，也很快就被释放了出来，只是被没收了一些没有售出的报纸了事。执法既然不严厉，而经营小报又所获不菲，屡禁不止也就是理所当然的状况了。
当燕京大学同维护伦常观念的士人发生冲突时，最为兴高采烈的不是旁人，正是京城的这些小报业主们。不管是报道双方冲突，还是收了守旧士绅的钱财，帮助士人说话，都给他们带去了不小的盈利。甚至不少小报还借此扩大了影响力，从数百份的无名小报，迅速发展到了上千份的街头报刊。
不过当勋贵和京畿的地主们开始插手这场舆论战之后，守旧士绅原本一片大好的形势顿时就翻盘了。
丰城侯李承祚一边让不少勋贵和士绅出面，状告京城内的一些小报内容污浊，不是描写色情就是宣传迷信，甚至公然宣扬白莲教的教义，这不是在皇帝眼皮底下谋反么？
北京市市长刘重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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