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如果转为为市场进行农业生产，那么只要双方能够约定好一个地租数目，那么地主就可以获得货币化的固定地租收入，减少对于家丁和庄头的投入。甚至于可以直接把土地交给某个棉花种植公司，直接拿公司给予的分红或是租金，连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都省下了。
这些头脑灵活的地主将实物地租变成货币收入之后，便将这些货币再投入到股票或是工坊之中，为他们获取比地租更高的利益。而这样的地主也往往把家庭搬迁到了城市里，享受着城市里的各种生活便利和快速信息流通。
应该来说，这样的局面并不是京畿所特有的现象。早在万历时期，江南成熟的商品经济已经极大的解放了土地上农民的手脚，并使得许多地主搬迁到了苏州、松江这样的城市里。只是这些江南的士绅地主过于贪心，明明已经踏入了半只脚在商品经济社会的门槛，却依然不肯放弃对于自家奴婢和佃农的奴役权，这使得商品经济的市场无法扩大化，也就无法产生生产关系和工业革命的变革。
但是在崇祯主导下的北方可不同，从一开始崇祯就很注重于解除百姓同地主、勋贵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让他们尽可能的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财产，为京畿的工业化提供一个农村和市民阶层的销售市场。
以一个村子的百姓为基础的公社，以公社为目标的棉花种植公司，瓦解了北方地主对于那些佃农的奴役权力。并用金钱引诱他们做出身份上的变化，从追逐田地变成追逐金钱的工商业者。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地主都能接受这样的身份变化，在某些价值观已经固定的地主眼中，只有土地才是真正的财富，其他一切都是虚幻的。毕竟大荒之年来临时，金钱变不出粮食，变不出绸缎和棉布，只有拥有土地的地主才能熬过荒年。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想法也不能说是错误的。市场上若是没有粮食、棉布和其他生活物资时，大部分人手中的金钱都等于是一张废纸。但是对朝廷来说，这样的人就需要用政权进行强迫教育了，而这也就是崔呈秀将要主持的工作。
由于刚刚从天津条约中获取了极大的一笔资本，所以崇祯决定对河北这些剩下的地主田庄采用强制赎买政策，或是海外土地的1:2置换。事实上后者几乎就等于是强制流放，不仅将会把地主及其家人驱逐出国，还将取消这个家族在当地享有的一切士绅权力。
第一次听到崇祯提出这样激进主张的时候，以胆大妄为而著称的崔呈秀也颇为不忍的向皇帝劝说道：“陛下，这个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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