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已经退化了的部族制度。
在这样的部族制度中，除了极少数人有私有财产之外，大多数人只是部族首领们的牧奴而已。他们为首领放牧牲畜、辛勤劳作，必要时还要上马作战，以此来换得首领的些许赏赐来养活妻儿家人。
在这样的部族社会里，金钱几乎毫无意义，只有获得首领的青睐，才有机会脱离部族底层，让自己的家庭获得更多的物资分配，从而过上比底层稍稍舒服一些的生活。
等到他们西迁之后，住在靠近中原的河套地区，也就开始和明人的商人频繁的接触了起来。在这里，由于和明人商人贸易往来的关系，察哈尔部及其附庸维持的原始部族经济很快就被瓦解了。
不管是上层的台吉、那颜，甚至是八位福晋，还是中下层的战士、牧民和牧奴，都在这样的商品经济的交流中，越来越注重于什么才是自己的财产，什么才是察哈尔部的公有财产。
他们为自己能够从公有财产中挖下一块，放入自己的口袋而沾沾自喜；却也会因为某个上位者强行将他们的私有财产变成公有财产而恼火不已。作为上位者的台吉、那颜们一边哀叹着现在的部众们太过于难管，一边却又拼命的反抗着比他们更为尊贵的上位者，想要保住自己的私有财产。
大明的商人比大明的军队更为出色的瓦解了，这一个个以部族为壁垒的蒙古部族。在金钱的驱动下，普通那颜们开始反对部族的首领，而那些底层的牧民和牧奴则开始反对他们的主人，每个人都试图保住属于自己的利益，再也没有了为部族利益而献身的劲头。
和占据了土默特川的察哈尔部相比，蒙古右翼诸部的商品化经济显然要更为出色一些。在内务府牵头和这些部族首领建立起了牲畜贸易公司之后，在如何压榨自己的部众以获得更多的利润方面，这些部族首领和大明的商人显然站在了一条战线上。
而同样的，朝廷通过划分旗、盟的固定放牧区域，开始将牧地进行私有化，这进一步割裂了底层牧民和上层老爷们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让普通的牧民和过去的牧奴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牲畜和牧地，以固定的租税替代了过去的劳役、军役和不固定的贡税。
正因为这些蒙古右翼部族内部旧政治、经济模式的瓦解，才使得他们在忽里台大会上表现的这么乖巧。因为在今天，是这些部族首领们要依靠朝廷的权威来维持他们在部族中的权力，而不是相反。
当然，这些完全依附于大明的蒙古部族，并不是没有获得回报的。首先便是朝廷撤除了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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