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郑鄤的仕途就比较坎坷了。他先是因为上“谏留中疏“得罪了天启皇帝，被降两级赶回家等待候补。之后又为东林六君子作“黄芝歌“抱不平得罪阉党，不得不离家避祸。
等到崇祯登基阉党势力瓦解，他预备重新出仕时，父亲不幸过世，他不得不留在家乡守孝。父亲的孝期刚满，母亲又接着过世了，于是等到他再次入京时，已经到了崇祯八年，他自己也将近42岁了。
他的前半生除了得罪人和四处漂泊外，几乎就没干什么正经事。也亏得他的父族和母族都是官宦世家，加上和他同年的那一榜进士已经崭露头角，开始在朝廷各部掌握了重要的位置，所以他才能在远离官场近十年之后，一复职就留在了京城翰林院，而不用和那些后辈小子们一样，跑去地方上吃苦。
不过即便是如此，郑鄤好事和心直口快的性格依然没改。就算是加入了新东林党，他对于党内同志和党外的竞争对手，也是口无遮拦，得罪了相当一部分官员。能够容忍其脾气的，也只有黄道周等寥寥几人了。
对于郑鄤的感慨，黄道周和倪元璐两人都没有马上接话。同把人生大部分时间荒废掉的郑鄤不同，他们两人宦海沉浮十余年，自然不会如同郑鄤那般冲动，只是听了士人、清流的一些言论，就热血上头的想要声张正义去了。
倪元璐注视着黄道周，不由试探的问道：“幼玄，你是怎么看待王韩如在开封做的事的？党内现在倒是有着许多声音，有些人同情他，有些人认为他此次就是做的过头了些，还有些人则认为其已经背叛了本党的利益。听说钱首辅也是为如何处置他伤透了脑筋，现在干脆在家养病不出了。这个正月，恐怕真是不大好过了。”
黄道周原本还是面色平静的烫着酒，不过听到倪元璐提起了钱谦益的名字后，他眉头终于皱了皱，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后说道：“这究竟有什么难的？朝廷自有律法，当初若是直接赏其功罚其过，天下人即便有所不满，也至多埋怨几句当道诸公，过上一两年也就无人问津了。
可这些当道诸公偏偏害怕担上这个坏名声，一天一个主意，生生把这样一件小事拖成了令朝野对立的大事。如今朝野上下各执一端，不管如何决断都有一大批人不满意。到了这个时候，如何处置王韩如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如何让朝野上下不要就这一问题决裂，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否则天启年间的党争之祸，未必不会复现于今日啊。不知两位年兄以为然否？”
听到黄道周提及党争，郑鄤终于有些冷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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