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见了四人后的当天晚上，我将一封写好的信放进军用邮筒。
这封贴了“加急”邮票的军邮会被快速邮船带往辽东，寄到中国总督秦向平的办公室。
我在信上写了我对明国四人的看法和建议。其中毛承祚此人，我给的评价最低。
这倒不是说他的能力最差，军事技能最生疏，毕竟这些硬实力不由我评论。我在信上写明，毛承祚此人对澳宋的认可度最低，言谈举止中透出一种“虽然澳宋科技发达国力强盛，但我的祖国是大明”的感觉，用中国传统的词语表示，大概就是所谓读书人的民族气节吧。
不过我本人是不怎么认同这种“民族气节”的。套用一句经典的评论，“民族气节与民族主义大为不同...这种气节主要体现在读书人身上，即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人...他们受了朝廷的恩惠，享有各种特权，其中一些尚存有羞耻心的士人便认为自己应当对皇帝尽忠，在朝廷面对生死危机的时候会不惜性命去保卫它...后来我大宋的民族主义思想广泛传入明国，一些开化的人就把以前那些为了朝廷牺牲生命的人称为有民族气节的人...”（注1）
嗯，民族气节这种东西啊，有当然比没有好。但我们还是要分清它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差距。后者是冷兵器时代的核武器，前者可就没有什么殊荣了。
说到底，澳宋主流的看法是，民族气节只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对赋予他们利益的朝廷的效忠罢了，并不是每个自然人对其民族和文化的无条件的爱和忠诚。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大宋被蒙元步步摧毁时，全国会出现跨越阶层的全民抵抗运动，而中国历史上那些内战只会有一些官僚和地主阶层去为皇帝老子效死了。
至于马德龙孙宜兴两人，他们对我澳宋的认可程度就高了不少，我判断宋明两国在他们心中大概是处在同一位置。
吴坚忠嘛，我给他的评价是最高的。一方面是他先前就具有很好的心理素质和卓越的战斗素养，并且在本土有一年左右的实践经历；另一方面，就是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口头表达和行为语言是最自然的，不像毛承祚一样带着一种潜意识地抗拒。称呼我国也是“大宋”而不是“澳宋”。
当时我就对这种现象有一种猜想，后来在中国的见闻也确定了这种猜想的合理性。即，原阶层越高，受过封建教育越深的明国人，对明国朝廷的认可就越深，对澳宋的抗拒就越大；而如同马德龙孙宜兴这样的中下层明国人和吴坚忠这样原本是佃户出身的底层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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