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比如说赋税货币化是大趋势，代表了社会的先进。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农民获得货币是非常难的。不要说在古代，就是在现代，九十年代收业税，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杂税，都给农民造成了极大困难，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农民很大程度上不参与商业活动，收获的是粮食，是实物，赋税货币化就是加大了剥削。
很多历史观点都带有这种痕迹。关于宋朝，最著名的观点莫过于重文轻武、以文制武或者是崇文抑武导致军事孱弱了。王宵猎记得自己看过一部英国电影，指挥战争的，是一个工兵营军官。若是按照这些人的说法，也算是以文制武了，应该用个老士官做指挥官才是。这种说法不知道起于何时，在历史学界甚至成为了定论。说起宋朝军事的衰弱，经常有人高高在上的来一句。
历史真是这样的？就因为武人的地位低，所以他们的积极性不高，所以不努力打仗，所以军事上不行？怎么换到了欧美国家那里，又换成了另一套说法？
从根本上说，对历史的研究没有坚持实事求是。更深层次地讲，是态度上有问题。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教员曾说，我们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是后来的历史表明，建立一个新世界，实在比打破旧世界更难。
新中国与旧中国最大的不同，就是确立了人民的地位。政权的合法性，不再是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天命，而是人民的支持。只是从思想上，真正理解这种不同，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并不是一件容易事。特别是对许多学者和政治家来说，让他们以人民的立场想问题，做学问，实在太难了。
建立一个新世界，是什么样的新世界？
这个问题，王宵猎也无法回答。那就先不回答。选择什么样的人当官，让什么人掌权，这个问题先放到一边。所谓的官，一切的权力和荣眷，全部放到官服上，也可以说放到官印上。谁穿上了官服，谁就是官。谁掌了印，谁就是官。不合适，脱了官服，继续做老百姓去。
对于官员的任命，最重要的是选择。选择能做的人来做，也就是任能。官员的考核，最重要的是监督。要升官，不但是要做得好，还要人民认可。也就是选贤。
这件官服挂在这里，有能力的人来做。升迁的路线就在那里，贤德的人升官。这是王宵猎选择的办法，不同于前世，也不同于后世。
听了王宵猎的详细解释，一众官员不由都怔在那里。
过了许久，陈求道道：“官员任能，如何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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