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水平上，私人储蓄出现显着下降，贫困率继续高企，收入分配依然像过去那样倾斜。
积极的方面就是财政预算在1992年实现了平衡，通胀率下降到偏高的个位数，保护主义在各个层面上都被取消。
即使缺乏显着的经济效果，墨西哥的改革仍然被金融专家、学者、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视作取得了重大成功的桉例，从而获得一致赞誉。
在某种程度上，“墨西哥奇迹”这一说法就是这些机构创造出来的。这种热情和乐观源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很多分析者对这些改革措施本身信心十足；另有很多人认为即使效果没有立即显现，不久的将来也会有成效。
由于克林顿政府努力向公众和国会宣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各种益处，“墨西哥奇迹”正在实现这一流行的观点，得到了另外一股助力。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后，一大批观察家认为自由贸易协定会显着加快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墨西哥改革的成效也会因此变得让每个人都能看到。
此外，改革的支持者经常引用墨西哥的经验，以此作为成功桉例来论证在民主政权下成功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可行性。
实际上，墨西哥经常被拿来与智利比较，后者很多成功的改革措施是由专制的军政府推动。
由此推测，有人渴望找到一个在民主体制下成功实现市场化改革的桉例，美国官员尤其如此，这也有助于形成墨西哥表现出众的观念。
在1992年年中，即比索崩溃前几个月，财政部部长佩德罗·阿斯佩在伦敦经济学院久负盛名的来昂内尔·罗宾斯讲座发表演讲。
这次讲座公开发表的版本对墨西哥抵御通胀方案遵循的逻辑做了最为全面的解释。按照当时墨西哥政府中盛行的观点，固定的比索币值将迅速消除通胀的惯性，为价格上涨设置上限。
墨西哥的经济稳定计划成功降低了通胀的惯性，但没有根治它。
这使墨西哥的通胀率下降缓慢，而在90年代初期，本地的物价和成本比国际价格上涨得更快。由于本币几乎完全钉住美元，墨西哥的国际竞争力逐渐下降——墨西哥出口商从每美元商品中获得的比索数量保持不变，但是工资、租金、税金和保险等国内成本却持续上升，这压缩了出口商的利润空间。
1989年的布雷迪计划重组了拉美国家在“失去的十年”中积累的债务，墨西哥外债规模显着降低。从那时起，墨西哥对境外投资者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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